大多数创作，经过一年半载，至多不过一个世纪，就永远被人遗忘了。但有些创作却不同。从1776年面世到现在，《国富论》已经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依然光彩夺目，熠熠生辉。在经济领域，《国富论》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力，用约瑟夫·熊彼特的话说：“……不仅是所有关于经济学著作中最为成功的，也是迄今为止所有科学著作中最为成功的，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可以一较高下。”。不少国家至今都把《国富论》奉为宝典，很多经济学家，如巴蒂斯特·萨伊、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约瑟夫·熊彼特、梅纳德·凯恩斯，以及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
《国富论》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经济运行的机制与基本规律，包括劳动分工、价格机制、工资、利润、企业家承担的时间风险、利息、地租、资本与税收以及政府的作用等，其中包含着大量真知灼见。然而，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贡献不是这些局部分析，而是发现了“看不见的手”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亚当·斯密说：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包括追求财富、荣誉，以及满足自己的欲望等，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力量的影响，使每一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价值，而且比主观上为他人和社会创造的价值更大。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德隆(J.Bradford Delong)研究发现：1750年前约250万年时间，世界人均GDP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从1750年到2000年，只用了250年时间，世界人均GDP猛然增加了37倍。为什么250年的经济贡献远远超出前250万年呢？是因为人类在两百多年前开始实行了一种能够使“看不见的手”发挥最大魔力的经济运行模式——市场经济。尽管世界各国的资源状况、地里环境有很大差异，但发达国家并非一定是资源丰富、地里环境优越的国家，而是那些能够很好地利用“看不见的手”来造福于人民的国家。
美国与《国富论》有着不解之缘，《独立宣言》就发表于《国富论》出版的同一年，也许是由于这种渊源，美国受《国富论》思想的影响也最为深远。自由经济在美国倍受推崇，让看不见的手发挥最大魔力，不仅是美国管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是治理国家、社会和高校的基本方针，尽管有时会偏离这个原则，但利用看不见的手治理国家、社会和高校的这种观念——“看不见的手”之观念，深入美国人的骨髓，根植于美国大地的各个角落。用美国建国初期最流行的话说：让人们自行其是，而不要让政府沉重的手来指导他们的行为，结果往往会最好。
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威力得到了更好的施展，迎来了30多年的经济奇迹。我国的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技术市场等各种市场的发展状况参差不齐，也与“看不见的手”能不能得到发挥有直接关系。如果市场受政府过度干预或管制，制约了“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那么这类市场的发展就会受阻碍。如中国的汽车市场，从计划经济几十年到改革开放后很长时间，政府管制非常严格，以致于有能力想生产汽车的企业也无法得到政府的批准，影响了中国品牌汽车的发展。当今我国的汽车市场几乎都被合资企业生产的汽车所占领，很难说与政府的过度管制不无关系。资本市场、土地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同样出现了许多问题，发展受到限制，原因也是如此。
毋庸置疑，当前，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种经济模式能够完全依靠“看不见的手”而运转的一帆风顺。恰恰相反，每个市场经济几乎都遭受到制度不完备之苦，不少国家都曾经历了过度污染、贫富两极分化、大量失业等问题的困扰。只有发挥政府这双“看得见的手”，才能解决好市场的外部性、垄断、贫富悬殊等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制定游戏规则，充当裁判、警察，保障“看不见的手”施展其最大的魔力，确保市场的效率与公平。要实现市场繁荣，既需要发挥好“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也需要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当前我国重点是要管住政府这双“看得见的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看不见的手”之原理对办好高等教育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美国是拥有世界一流大学最多的国家，也与“看不见的手”利用得好有直接关系。在美国没有专门的高校管理机构，按市场逻辑管理高校，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高校之间公平竞争。在高校的内部，从教师聘任、校长任免到各种学术或行政的活动等，处处可见“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与美国相比，欧洲的大学历史更悠久，但受政府的管制多，发展也相对缓慢。在中国，行政命令依然是政府管理高校的重要手段，高校越来越行政化，逐渐失去了办学活力，缺乏办学自主权。如，校长任命、教员编制、课程设置、学位设立、招生名额、学费标准，甚至办什么专业、办什么学科以及进行国际交流都需要听取政府的指导意见。办学经费和资源也是由政府部门主导，而资源匮乏又是制约高校发展的瓶颈，因此竭尽全力向政府争取资源便成了高校的核心工作。高校为争取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争抢重大科研项目，争取博士点而忙得团团转，不得不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学校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却受到了严重冲击。过度集权还容易滋生腐败，难免出现向掌控和主宰资源流向的主管部门寻租的现象。
大学的重要使命是学术创新，学术创新的源泉来自于人的自由本性，需要自由创造的空间，需要行政手段提供服务和保障，但过分依赖行政管理手段，用行政化的逻辑完全取代学术自治的逻辑，会使高校、学院和学者失去主观能动性，导致学术创造力下降，学术活力消失。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雷克·博克说:在高等教育领域，强制规定不可能带来最佳结果，没有人是通过命令才好好授课并提高教学质量，当然也没有人是通过强制和命令才好好研究并创造成果。
与市场经济相似，大学同样离不开政府的支持，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大学内部也需要强有力的行政管理，至今还没有哪所大学不依靠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手段而能办好大学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是政府干预过多、监管不到位和行政化严重等问题。处理好政府与高校、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之间的关系，也是我国教育体制和管理方式改革的目标。
读《国富论》，不由自主地想起《物种的起源》，两部著作涉及的领域完全不同，阐明的规律却惊人的相似。“公平竞争、自然选择”既是大自然亘古不变的法则，也是“看不见的手”作用下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同时也符合大学的内在逻辑。尊重并利用这一规律，才能使经济繁荣，使社会进步，才能最大限度释放大学的教育生产力、学术创造力和思想影响力，创造生态的学术环境。
个人简历：
张秀峰，男，河北灵寿人，1961年出生，工学博士，教授，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常务副校长。长期从事于高等教育管理和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方面教学、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电能质量、谐波无功负序综合补偿技术、高速铁路同相供电技术。主持、主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4项、发明国家专利2项，主持、主研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教改项目；在《中国电机工程学报》、《中国铁道科学》、《铁道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四川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媒体多次报道教育教学改革的成功经验和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