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族抗战的大潮中,唐山交大有一批学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英勇悲壮之歌。如杨九寰(羊枣)、刘文华、袁乃康(袁仲凡)、武可久、张钺、王家聪、虞龙等等。
■杨九寰
杨九寰(羊枣),1900年生于湖北省沔阳县。原名杨廉政,后改名为杨潮,号九寰,笔名羊枣。1919年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1923年毕业后就职于上海铁路局。1933年加入鲁迅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曾任秘书长与宣传部长。下半年,经周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曾翻译了《今日之苏联》一书与《马克思论文艺》一文。1937年与夏征农同编《文化食粮》半月刊,在张劲夫主办的上海战时民众训练班上讲授抗战军事科学知识,主编抗日丛书《抗战国际知识汇编》等。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他坚持留在上海,为抗战救亡奔走呼号,险遭日伪特务暗杀。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为主张抗日的《导报》《译报》《译报周刊》等写了许多抗日救亡的文章。
1939年,由于日伪的跟踪袭击,他被迫流亡香港,任金仲华主编的《星岛日报》的军事记者,并开始使用羊枣笔名。他心怀祖国,深入探讨和思索中日战争中的各种问题。1944年6月,日军侵犯衡阳,他受美国新闻处东南区负责人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编刘建绪的礼聘,到福建永安主持《民主报》笔政,编辑《国际时事研究周刊》。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他因与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秘密联系,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察觉,遭到国民党福建省党部逮捕。1946年1月11日,羊枣被国民党特务秘密处死,年仅46岁。
■刘文华
刘文华,祖籍河北省大兴县(今属北京市),生于北京市。1929年,他在北平汇文中学毕业后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1932年赴德国柏林科技大学攻读水利工程。刘文华原本憧憬着在德国学成归国后为治理祖国的江河献身。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他怀着一腔热血在国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很快成为这两个组织的中坚分子,并且参与主编了《中国出路》《抗日救亡》两个油印刊物,为在旅欧侨胞中宣传抗日救亡做了许多工作。因为在斗争中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他于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刘文华决定回国。1938年1月,他随同杨虎城将军回到祖国。在西安,经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辗转来到晋东南抗日前线,不久被分配到太行山上的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相继担任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秘书,后又调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一次行军路上,斑疹伤寒初愈就随军出征作战的刘文华突发盲肠炎,随后迅速转为腹膜炎,由于在战争环境,又在偏僻的敌后农村,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约在1942年6至7月间,刘文华身殉太行。
■袁仲凡
袁仲凡,又名袁乃康,汉族,辽宁沈阳人。1933年考入唐山交大后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唐山交大“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1937年毅然参加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为民族解放事业转战南北。1938年3月在延安陕北公学结业后派往新四军第四支队工作,后任安徽霍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再调至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部任秘书。1941年皖南事变后随新四军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团。在延安军政学院第二大队学习。抗战胜利后,袁仲凡被派往东北大连铁路局任铁路区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后调至军委铁道部任工务总局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铁道部工务局副局长、基本建设局局长。1972年3月至9月,任中共西南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
■武可久
武可久,1913年生于江苏省灌云县,1936年参加革命,第二年到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贵州平越唐山交大学习,秘密组织了交大地下党支部。毕业后在重庆、兰州等地以工程师身份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他1941年到延安,先后在边区工业局、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军工局工作。1946年,武可久参加了国共和谈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先后任交通处副处长、代处长,高密、香河、双城小组中共首席代表。解放战争期间,他从事铁路抢修、修复工程的组织领导工作,先后任热河铁路局工务处长、东北铁路总局工电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铁道部工程总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为加速西北铁路干线建设,他主动要求到第一线工作,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第一铁路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后任唐山铁道学院副院长。粉碎“四人帮”后,他和技术人员、工人一起,成功地完成了安康汉江大跨度薄壁箱型斜腿钢构桥的科研、设计、施工任务,获得国家工程质量金质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