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的消息第二天就传到唐山，唐山交大学生热血沸腾。他们立刻行动起来，通过游行示威等方式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并组成了抗日义勇军，时刻准备响应祖国的召唤。
■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党支部和民先队交大支队成立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后，中华热血儿女纷纷投身抗日战场。唐山交大的学生投笔从戎，有的深入敌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有的去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或陕北公学。
民先队参加游行。
学校在杨家滩复校后，有些参加抗日队伍的学生按照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安排回校，与校内的共产党员一起组成了唐院地下党支部，受中共湖南兰田（今涟源）区委的领导。党支部书记先后由朱瀚谱，武可久、张钺、徐大德担任，支部有党员十余人。
党支部建立后，积极发展组织建设，并发展一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产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以下简称“民先队”）队员。 在杨家滩时有民先队队员20多人，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交大分队。民先队是学校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因为他们在学生中威望很高，所以学生的各个群众团体，如学生会、话剧团、歌咏队、救亡宣传队等都是由民先队队员担任领导。中共唐院地下党支部通过他们进行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民先队交大分队队长由曹元钧担任。张钺、李宝汉、徐大德也参与或担任过领导工作。
爱国学生在以中共地下党员曹元钧和民先队队员虞龙、王詹生、武可久等为核心的领导下，组织了“读书社”“一二九流通图书社”等社团，组织同学们阅读《大众哲学》《生活周刊》等进步刊物。出版了《唐大学生》（铅印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提倡学习唯物辩证法，反对读死书，提倡关心国家大事。他们还办起了“未名剧社”，上演田汉、洪深等剧作家编写的进步话剧，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社歌。
随着地下党支部和民先队交大支队的建立，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活跃起来。他们在校内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开展救亡宣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学生们受到很大的启迪。
■平越时期的交大地下党支部
卢沟桥事变之后，为躲避战乱，学校决定内迁。自1938年11月17日离开杨家滩，至1939年1月28日到达平越，历时70多天，行程1200余公里，纵横湘、桂、黔3省。在征途中，交大中共地下党支部和民先队交大支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唐院师生从广西到平越的路上。
1939年初，抗日民主运动已蓬勃发展。此时，校内的共产党员已达到16～17人，民先队员发展至近60人。中共交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先后为武可久、张钺、曹元钧、徐大德等。当时全校三四百人，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的数量占比较大的比重。因此，党的主张在学生组织中都能顺利得到贯彻，这是学校在平越的进步势力发展的最好时期。徐大德负责与中共贵州省委联系（省委具体联系人为秦天真、熊蕴竹）。省委决定交大地下党组织直接接受贵州省委领导。
平越时期唐山交大地下党党员名单。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以民先队队员为骨干，全校有200多名学生参加了各种抗日救亡社团，如话剧团、歌咏队、宣传队、山城社和越光社等，开展各种各样的抗日民主活动，推动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发展。
唐山交大平越时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名单。
学校抗日民宣队在野鸡坡合影。
唐山交大平越时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在平越街头做抗日演讲。
交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在茅院长和老教授们的支持鼓励下，以民先队为骨干开展得有声有色，得到了当时中共南方局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同志的好评。他认为交大是西南高校中把“民先”活动开展得最好的学校。
1939年10月，交大地下党支部书记武可久、张钺等6名党员离校，党的力量有很大的削弱。党支部书记由曹元钧继任，而这时面临的形势又趋险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敌，并拼凑伪中央政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仍留在抗日阵营中，但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颁布了许多反共文件，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由于形势变化，为了保护进步势力免受迫害，中共贵州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解散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交大支队。5月，党支部执行省委的决定，但民先队员实际上是解而不散，同学们仍团结在地下党的周围，坚持抗日救亡运动。
交大在平越进行的抗日救亡运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他们在学校强制成立“训导处”，教育部派来国民党特务郭衡任训导主任，同时任命原贵阳警察局长汪荣和一名军人胡灵为学校军训教官，建立训导制度，对学生强行军训。
在这样的情况下，茅以升和全校进步师生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茅院长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稳定学校正常秩序，经过多次协商，黔桂铁路局给学校派来路警，他们荷枪实弹，为学校站岗放哨，与校内外的反动势力针锋相对。
郭衡、汪荣、胡灵等与平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许骍、县长魏纶勾结，迫害进步力量，破坏抗日活动。他们在学校成立了国民党区党部筹备处和三青团分部筹备处，郭衡任两个筹备处主任，加强对师生员工的监视与控制，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到班上，强迫大家阅读。还成立社团，与进步社团相对抗。他们利用特务分子监视进步同学，并在学生中发展三青团员，阻止书店发行《新华日报》。9月16日，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邓止戈来校，与徐大德、李宝汉等开会研究工作。国民党特务逮捕了邓止戈、徐大德、李宝汉3人。邓止戈趁狱卒防备不严逃逸。徐大德、李宝汉经营救出狱，离开平越去昆明。1940年下半年，在“训导处”迫害下，进步社团被解散，进步刊物被迫停刊。
交大地下党支部遭到破坏后，暂时停止了活动，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离开学校或就地隐蔽。学校抗日救亡运动受到挫折。即使如此，在平越，无论晨昏，仍然可以听到《松花江上》《长城谣》《抗战进行曲》《八百壮士》《延安颂》等激动人心的歌声。
平越时期茅以升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