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丹心映日月 风骨铸虹桥
茅以升是西南交大人最尊敬的老学长、老校长，著名的科学家、工程教育家。1937年，他主持修建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钱塘江大桥，这是中国桥梁工程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茅以升先生是在91岁时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91岁高龄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又为什么如此高龄还一心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继续在党外还是吸收入党，怎样对党有利，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我就应当怎样做。”这是茅以升先生的入党申请书中的话，而一切故事，也都要从茅以升先生的入党申请书说起。
茅以升先生对信仰的选择严肃审慎，回首往事，茅以升先生生于清末，长于民国初年，几乎与20世纪同行，他经历了中国大地20世纪上半叶的风云际会，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所以，66岁时，茅以升郑重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入党申请，可这次申请却没有得到批准。
周总理的回复言辞恳切：“你留在党外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留在党外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茅以升先生就像他誓言中说的那样去做了。自那之后，茅先生一直致力于帮助在海外知识分子们回国，建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1985年，茅以升先生的双目由于病变几近失明，他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了，经过深思熟虑，他又写了一份正式的入党申请书：“我已年逾九十，能为党工作之日日短，而要求入党之殷切希望与日俱增。为此，特再次提出申请，我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一次，茅以升先生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在入党仪式上，他感慨地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个愿望是我一生经验的总结。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难忘的一天！”
茅以升先生用身体力行告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党，入党是我们一生的事业。
曹建猷：一切为了祖国为了祖国建设
“一切为了祖国，为了祖国建设”，这是曹建猷为自己写下的座右铭。他是中国铁路电气化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深受西南交通大学师生敬爱的杰出教授。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远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求学的曹建猷无比激动，他写道：“忽然看到祖国的光明，那种从死灰中复苏的心理是无法形容的”。于是在1951年，他毅然放弃异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科研环境，克服重重困难，决心回到祖国的怀抱。
曹建猷回国后进入了唐山工学院工作，并受命创办铁道电气化专业。1956年，曹建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国铁路电气化的途径》一文，在铁路界产生了强烈的地震效应。几经寒暑，我国第一条电气化线路宝凤段顺利开通，实现了理论到实践的大跨越，让我国没有在铁路电流制问题上走弯路。
自1951年回国后直至1997年逝世，曹建猷院士在西南交大工作、生活了一辈子，不仅创办了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和电子学科，还亲自刻蜡纸付印教材，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拔，桃李芬芳，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曹老热爱学生，只要是学生邀请去参加活动，他几乎没有不答应的，院刊刊名《电气人》这三个字就出自曹老。
1987年3月2日，70岁的曹建猷郑重地向学校党委递交了入党志愿书。开篇他这样写道：“敬爱的党：请考虑我这个迟到的入党申请人的请求。其实，这三十多年，我自己以为，一直是跟着党走了过来。即使是自己最困难的时刻，也没有失去过对党的信念。因为，我以为，党的事业是最伟大的。党，这些年来，也从未把我看成‘外人’。我也常常这样来看待党……”他还写道：“应当为党做一些有利于中青年人的工作，并且自己应当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争取入党”。
古稀之年的曹建猷先生举起右拳宣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曹老用点滴行动践行了爱国、爱党与爱社会主义的相统一，向我们展示着精忠报国、开拓创新、勇于担当的精神品质。他，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陈能宽：成果崔巍 日月增辉
“不辞沉默铸坚甲，甘献年华逐紫烟，心事浩茫终不悔，春雷作伴图尊严。”这首七绝，由我校令人尊敬的老学长，著名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写于1985年，这也是他许身报国、无怨无悔的人生写照。
1942年，陈能宽被保送到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工程系，毕业次年，由政府资助，他赴美国耶鲁大学继续学业，仅用两年便顺利完成博士学业。1955年秋，随着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达成“交换平民及留学生”协议，陈能宽夫妇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干扰，带着仅八个月大的儿子毅然回国。美国的同事对陈能宽急于回国很不理解：“美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这么好，你非走不可吗？新中国那样贫穷！”陈能宽说：“新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没有理由不爱她。
他捧着一颗热烈的赤子之心回到了祖国大地，在条件简陋的实验室里开始了日以继夜的研究工作。他靠着积累与刻苦的学习，从一个“门外汉”快速跻身爆轰物理的前沿，带领年轻的队伍攻克技术难关，开拓了中国的爆轰物理专业；他响应国家号召，从长城脚下转战青海高原、塞外荒漠，隐姓埋名25载——这25年里，科学界以为他早已去世；这25年里，对妻儿而言，他只是个抽象的信箱号码；这25年里，他无数次捧起父母的照片，遥望家乡的方向。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激动不已的陈能宽在现场即兴赋词：“东方巨响，大漠天苍朗。云似蘑菇腾地长，人伴春雷鼓掌。欢呼成果崔巍，称扬举国雄飞。纸虎而今去矣，神州日月增辉。”
1999年，在人民大会堂，他和朱光亚、于敏等23位科学家一起，从时任总书记江泽民手中接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谈到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意义时，陈能宽这样说：“我个人有幸和国家需要的这项工作联系在一起，虽然只是沧海一粟，但也聊以自慰。”
陈能宽前辈一朝为交大学子，一生为党和国家树人。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们要不忘前辈对我们“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写篇大论文!”的殷切期盼，将这份“竢实扬华，自强不息”的交大精神传承践行。
竺可桢：一息尚存 此志不渝
竺可桢先生是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备受西南交通大学学生尊敬和爱戴的老学长。
1918年，竺可桢从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学系，培养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地学科研人才。1928年，他又创建了我国的第一个气象研究所，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气象事业的垄断。科学报国、教育强国，始终是竺老一生的信念。
1958年，竺老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他在申请书中写道：“要把自己一切力量献给社会主义事业。”入党后的竺可桢先生在党旗下宣誓，禁不住热泪盈眶，激动地对众人说：“我终于找到了久盼的归宿”。那时，他已过古稀之年。
竺老入党期间，正值党中央提出实施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他在入党转正报告中讲到，“党号召要集中全国全党力量支援农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虽自知其能力薄弱，还能不尽绵力吗？”
为了用实际行动支援我国农业发展，竺可桢利用休假时间撰写了一篇论文，提出了发展农业的许多设想。文章一经发出，很快引起学术界和农业部门的强烈反响。毛泽东主席读了这篇文章后，在自己的卧室约见了竺可桢。毛主席打趣说：“农业‘八字宪法’都是管地不管天，你的论文倒是管天的。”竺可桢不卑不亢地回应道：“天有不测风云，不太好管呢。”而毛主席听后，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既管地又管天，就把天地都管起来。”
回首过往，竺老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的初心和使命，正如他在入党思想汇报中所说：“像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老老实实地尽力而为之，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
田玉珍：传递星星火种红旗闪耀交大
1922年，21岁的在校学生田玉珍，经中共北京区委王仲一（原名王振一）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西南交通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共产党员。
田玉珍在1982年回忆到，入党后过了一段时间，在一次小楼会议上，曾任中共唐山地委组织委员、代理书记、书记等职务，也是唐山工人运动先驱者之一的阮章让她担任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他强调，田玉珍开展宣传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发展交大团的组织方面。那时，由上海党中央寄来的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和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以及其他与党相关的材料、文件等，都直接寄给田玉珍，她将一部分物资交给阮章，其余则留在交大供交大的进步同学阅读。
在唐山党、团组织的支持下，田玉珍开始在学校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邹元昌、熊世平、冯亮功、武湖景成为首批入团的学生。当年冬天，学校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交大支部，田玉珍任支部书记。学校团支部建立后发展迅速，一批团员很快成长为共产党员。从此，交大的青年团组织在唐山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的爱国学生运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们在支持唐山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一批优秀干部。
西南交通大学第一位共产党员田玉珍，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带领青年学子拯救民族危亡，为交大注入了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作为新时代交大学子，我们定要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接续前行！走好新长征路！
杨潮：落落长才惊海宇
1923年，杨潮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与我校众多校友不同，他没有从事科学技术工作，而是献身祖国新闻文化事业，为争取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而斗争。他先在上海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工作，后从事电影、戏剧等文化进步活动。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与邹韬奋、范长江、金仲华等齐名的文化工作者。
他学识渊博，对文学、音乐、戏剧等都有很深的造诣，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夏衍称他是“一个最优秀的最有才能的最富正义的新闻记者与政论家”。
1933年，杨潮加入中国作家左翼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左联宣传部负责人，宣传马列文艺理论和有关苏联情况。6月，任塔斯社上海分社电讯翻译，围绕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撰写军事评论。抗战前，筹组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以记者身份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活动。八一三事变后，在上海协助于伶等组织抗日戏剧活动。
日军占领上海后，他坚持留在上海，为抗战救亡奔走呼号，险遭日伪特务暗杀。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为主张抗日的多家报纸写了许多抗日救亡的文章。
1939年，由于日伪的跟踪袭击，他被迫流亡香港。因为心怀祖国，他笔耕不辍，仍以主要精力研究当时的时事和战争形势及其走向，使用笔名羊棗深入探讨和思索中日战争中的各种问题。文章内容深刻，视野宽阔，笔调明快，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见解独到，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能启迪、教育和感染读者。
太平洋战争后，香港沦陷，杨潮回到内地，在衡阳主编《大刚报》。由于他坚持正义，拒绝刊载中央社反共电讯而被解职。1944年6月，日军侵犯衡阳，他受任主持《民主报》笔政，编辑《国际时事研究周刊》。
抗战胜利前夕，他遭到国民党逮捕。在狱中每天过着“兽一样”的生活，备受酷刑与折磨。但他坚贞不屈，即便被关在密不透风、热得像蒸笼一样的小囚室里，他还翻译了美国长篇小说《我的爸爸》，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
1945年，《双十协定》签订，国民党蒋介石承诺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人们满怀希望，杨潮出狱有日。但在1946年1月11日，杨潮被国民党特务秘密处死，年仅46岁。噩耗传出，中外震惊。
在杨潮烈士的追悼大会上，上海各界人士一千余人出席。会场拄满挽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送的挽联，概括了杨潮烈士革命的一生：新闻巨子，国际专家，落落长才惊海宇；缧绁蒙冤，圉圄殒命，重重惨痛绝人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