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4月28日，由西南交通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邓小平故里管理局联合建设的邓小平研究中心在西南交通大学揭牌成立。
中国社会科学报、四川日报头版、四川教育电视台分别报道了邓小平研究中心成立的消息。5月7日，中国社科报刊出专版，刊登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邓小平中心的建设方向、当前对邓小平研究的热点与难点等问题的精彩发言。
报道链接：
中国社会科学报整版http://www.cssn.cn/jsx/dtkx_jsx/201405/t20140507_11508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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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消息http://www.csstoday.net/xueshuzixun/jishizixun/89347.html
四川日报头版http://sichuandaily.scol.com.cn/2014/04/29/20140429520133993081.htm
中国社会科学报整版报道如下：
为邓小平研究搭建新平台
——“邓小平研究中心”在成都揭牌成立
编者按: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坚持把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深入、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对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4月28日，由西南交通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邓小平故里管理局联合建设的邓小平研究中心在西南交通大学揭牌成立，该中心主任由西南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云庵担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钢、邓小平故里管理局局长钱奇任副主任。在随后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中央党史研究室巡视员赵勇民、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研究员蒋永清、邓小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杨金海、王炳林、秦宣、杨先农、苏志宏等专家学者就该中心的建设方向、当前对邓小平研究的热点与难点等问题作了精彩发言。本版特刊载上述学者发言的核心部分，以飨读者。
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 徐飞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他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是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祖国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西南交通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邓小平故里管理局联合成立的邓小平研究中心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研究中心成立以后，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深化理论与战略研究，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以邓小平研究中心建设为平台，组织申报重大科研项目，促进理论研究，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前进新方向，赢得发展新优势，以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为四川省全面深化改革、深入实施“三大发展战略”建言献策，促进四川省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夺取四川省“两个跨越”的新胜利。
第二，进行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通过对该研究中心的建设，引进、培养和凝聚从事邓小平生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领域研究的高水平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以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等博士学位授权点为依托，培养从事邓小平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形成一支在省内外享有盛誉的高水平科研团队和人才梯队，促进四川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第三，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以该研究中心为平台，强化与全国邓小平研究基地的交流与合作，举办全省、全国或国际学术会议，建立邓小平研究网站，接受访问学者，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研究成果的集成、传播与推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的大繁荣大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高水平研究平台，凝聚和培养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端智库人才和咨政研究团队，围绕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应用研究，为各级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邓小平研究中心将进一步发挥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与人才优势，整合研究力量，优化社会科学资源配置，促进科研体制和机制创新，做好科研课题申报和管理工作，凝练重点研究方向，突出基地的科研优势与特色，推动四川省邓小平生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领域的研究，力争到2021年使该中心成为邓小平研究的学术重地。
邓小平社会主义文明观意义深远
中央编译局秘书长、研究员 杨金海
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时间的压缩必然使得各种社会问题空前集中。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明观。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明观为我们建构新文明观指明了方向。这种社会主义文明观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文明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纠正了在很长时间内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这一决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激发起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1979年夏，邓小平同志指导起草的“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讲话文稿提出了“两个文明”建设思想。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邓小平同志还在不同场合，对“两个文明”建设进行过多方面的阐述，使这一思想不断丰富。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前进的两个轮子。物质文明建设是驱动轮，精神文明建设是方向轮。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面对未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明观不仅对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重要指导意义，对建构当今人类的新型文明观也有重大价值。综观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开拓创新、公平正义、和谐友爱等价值观念正如壮丽的朝阳，日益受到世人的广泛认同。
整合资源 共创未来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员 杨先农
四川省作为邓小平同志的故乡，具有研究邓小平同志及其理论的独特优势。为让全世界人民更深刻全面地了解邓小平同志，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迫切需要我们整合各方资源，成立专门的研究中心，以便更好地研究和宣传邓小平及其理论。
邓小平研究中心的成立，有利于整合四川省乃至全国相关资源，把对邓小平以及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我认为，该中心可以围绕以下课题展开重点研究：一是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的奠定；二是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奠基性作用；三是邓小平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四是邓小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五是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理论；六是邓小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七是邓小平与“一国两制”理论；八是邓小平与国防军队建设理论；九是邓小平与党的建设理论；十是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强国之路；十一是邓小平与中国梦。
对邓小平研究的几点展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学与研究》杂志社主编 秦宣
作为邓小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我想对中心下一阶段的工作提一些建议。
第一，通过对邓小平生平和理论的研究，来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今年有学者提到，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背后有着一个片面的判断，即我国现在之所以贫富差距这么大，是因为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讲过社会主义的原则，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共同富裕。但是我们忘了共同富裕，只讲他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如，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我们知道实践中改革、发展与稳定都很重要，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很多精髓，我们都还没有完全把握。
第二，对邓小平提出来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邓小平曾经讲过，社会发展起来以后，比没有发展时问题更多。邓小平也讲过，贫富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小康”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我们现在仍然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邓小平提出来的问题需要深化研究。
第三，把邓小平放到国际视野下研究。首先，要关注国外思潮对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观点的影响，不能为了凸显邓小平理论创新的伟大，淡化国外思潮在相关问题上的看法。其次，要关注邓小平理论对于世界各国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发达国家所产生的影响。邓小平在外交、国家统一、现代化建设等方面所提出的观点，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最后，要关注国外学术界对邓小平的研究。邓小平是20世纪影响中国、甚至影响世界的人物，需要关注国际上对邓小平的研究。
加强合作交流 推动党史研究
中央党史研究室巡视员 赵勇民
邓小平同志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贡献、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贡献、对人类和平发展的贡献是伟大的、卓越的、不朽的，有的贡献是划时代的、开创性的、不可替代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
邓小平同志生于四川省，长于四川省。四川省成立一个全面研究邓小平生平业绩、思想体系、理论贡献和深远影响的机构，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符合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符合历史演进和时代发展的需要。
中央党史研究室与邓小平研究中心有许多共同的研究课题。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以来，编撰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获得好评。目前，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在进行第三卷的编撰工作。该卷研究和表现的内容，是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是党创立邓小平理论并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并不断把改革开发伟大事业推向新高度、新境界的重要历史阶段，是党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蕴藏着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发展规律，也是邓小平同志最为功勋卓著的一段历史。希望邓小平研究中心的成立为全国范围的邓小平研究提供一个新平台、创造一个新机制，更加有力地推动以邓小平研究为核心的有关党史人物、党史事件的研究，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的研究。
学习小平 做好宣传、组织工作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研究员 蒋永清
1926年6月，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时，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中填到：“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这是目前所知邓小平最早的一份自我评价，而且，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这在他后来的革命生涯中得到了印证。
第一方面，能做宣传工作。早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邓小平参加《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在中山大学期间，他常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辩论。他在中央苏区受错误打击时，又主编《红星》报。遵义会议后，邓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后升任八路军119师政治委员。从某种角度讲，政治主官也是要做宣传工作的，在千里挺进大别山时这点表现得特别明显。进城以后，他更加重视宣传工作。比如，他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任务，领导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等。更为典型的是新时期的两个宣言书，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1992年的南方谈话。从某种角度讲，邓小平能做宣传工作的最大标志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
第二方面，能做组织工作。组织工作是他的特长。1926年，党组织对他的鉴定是：“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最能体现邓小平组织工作能力的是他一生担任过三次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第一次是1927年年底，协助周恩来等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第二次是遵义会议前后；第三次是由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任命，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样非常重视组织工作。邓小平还特别重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譬如在解决干部新老交替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形式——设立顾问委员会。
邓小平的领导方法与思想品格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王炳林
领导是科学也是艺术。作为科学，领导工作需要民主决策和规范管理；作为艺术，领导工作则需要妥善协调和处理各种关系，以创造力、想象力开展工作。领导艺术需要科学做基础，科学领导应该插上艺术的翅膀。
邓小平的领导方法与思想品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自觉与大胆实践。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开放理论、“一国两制”构想等理论成果，同时他又提倡大胆实践。
第二，尊重群众，实事求是。邓小平非常尊重群众，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进行农村改革并办特区。他在工作中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赢得了群众的支持。
第三，大局意识与战略思维。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强调大局意识，善于从战略上思考问题，从对基本国情的认识、经济体制的探索，到时代主题的转化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第四，辩证思维与思想解放。邓小平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功绩与错误，在改革开放中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措施，创造性地提出了祖国统一的构想。
第五，注重制度，身体力行。邓小平曾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领导制定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制度，如换届、退休、领导任期等。有了制度之后如何推行也是一项重要任务，邓小平采取了“疏导”的方法，只有想办法引导人们自发地遵守制度，制度才能真正落地，同时他身体力行，坚决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第六，乐观豁达，坚韧不拔。邓小平具有坚定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品质，他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但是会采取灵活的策略。他能够正确地看待个人的荣辱得失，并且工作生活态度乐观，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传统文化中的乡规民约、社会自治与共识凝聚
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苏志宏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对我们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方面要求我们在发掘、梳理和提炼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和弘扬的资源基础上，进行创新型发展转换，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固有的文化根基和历久弥新的精神源泉；第二个方面则强调价值观要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扎根，使其成为当代中国公民内心认同、行为归属的准则和规范，就必须通过乡规民约的制度化形式，将其具有时代特色的价值理念渗透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之中，使其成为当代中国公民自觉自愿遵循的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
中国的乡规民约可以追溯到北宋初年的《吕氏乡约》，提倡者为吕大均，陕西蓝田人，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由民间自行约定的行为规范，后世学者王守仁、朱熹、梁漱溟都深受其影响并进行了自己的实践，朱熹还有专门的考证。《宋史》记载：“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尝为乡约，曰：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专设《吕范诸儒学案》，记载了《吕氏乡约》相关的内容。这种于生活实践中相与为约、砥励互勉、共同进步的道德素质培育模式，一直延续到现代，并以特殊的时代色彩体现于延安整风所型塑的“思想改造”运动之中，一定能够在当下各种“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中获得新的创新和发展。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观认同和相关教育资源——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发展过程，孕育了政府与地方对话协商的社会治理机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间纠纷协商调解模式。其中特有的民生与教化并行的共识凝聚模式，以及古代知识分子将抽象道德理念通俗化大众化的努力作为，都可以为我们当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借鉴。
（本版文字由吴运亮、胡子祥、张雪永、田红整理；照片由阮琦、吴运亮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