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于浩：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西南交大人文学院院长、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等职。现担任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长期研究四川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
1924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后排右三为邓小平。（翻拍）
讲述者 鲜于浩从1920年10月19日—1926年1月7日，这是邓小平的5年法兰西岁月。在法国期间，邓小平的名字叫邓希贤。名字后面是相应的数字编号。这些数字背后，就是邓小平从学校辗转各工厂的证明。在1989年到1990年，还是年轻学者的鲜于浩在法国做访问学者，其间他在法国外交部的档案馆里找到三份邓小平的留法档案。1996年，已是资深研究四川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的鲜于浩教授，作为一部纪录片的顾问，再赴法国。这一次，他首次确认了邓小平在施奈德工厂的工卡，并把邓小平留法期间的住址，能找到的几乎都找到了。
发现
◎工种档案
1989年到1990 年，鲜于浩在法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的档案中发现了邓小平的“志愿”档案，鲜于浩说，邓小平当时名字为邓希贤，他选的工种是“铸铁”。
◎确认工卡
迫于生计，邓小平于1921年4月2日，来到了位于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厂，当了一名轧钢工。鲜于浩说，是我首先确认了邓小平的工卡。工卡上显示，工作能力：很好；工作表现：好；日薪金：6法郎60生丁；评语：志愿来厂工作。
◎三处住址
鲜于浩说，我们发现在巴黎比杨古特拉维夫街，邓小平曾在这条街上有三处住址，这说明当时的形势是很严峻的，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危险性，在一条街上就有三处住址，说明需要随时进行转移。
除了发现邓小平在法国的档案，鲜于浩一家与邓小平，还有一碗红油水饺的缘分。
鲜于浩说，在1956年公私合营之前，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一起来到岳母的苍蝇馆子，点了碗红油水饺。
“肯定是因为味道好，才安排邓小平来吃饭”。
追忆
“1989年到1990年，我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的档案中发现了邓小平的‘志愿’档案，”鲜于浩说，邓小平当时选的工种是‘铸铁’”
1919年9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开学，刚满15岁的邓小平和仅大他三岁的族叔邓绍圣均为该校学生。
鲜于浩说，该校主要开设“法语、中文、数学、工业知识四门课程，目的是要粗通法语并掌握一定的工业技术常识，为去法国做些准备。”
1920年7月，邓小平毕业。在7月19日这天，《邓小平年谱》记载，参加完毕业典礼后，邓小平通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以及体格检查，取得赴法勤工俭学的资格。回广安向家人辞行，从此再没回过广安。鲜于浩说，在赴法之前，就要对这些学生登记准备去往法国工厂的类型。
“1989年到1990年，我在法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的档案中发现了邓小平的‘志愿’档案，”鲜于浩说，邓小平当时名字为邓希贤，他选的工种是“铸铁”。
1920年9月11日，16岁的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冒着大雨，从上海登上了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10月19日，历经39天的海上航行，邓小平和他的同学到达法国南部城市马赛。也是在这次航行中，邓小平第一次踏上香港，并在那里停留一日。
“邓小平在法国一共5年零2个月，而学习的时间只有从1920年10月底到1921年3月这5个月。”
鲜于浩说，这批留学生抵达巴黎后，华法教育会按照报到的先后顺序，给每个勤工俭学生进行编号，根据他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查到的档案显示，邓小平的编号是1421号。这也是邓小平的学号。
1920年10月21日，邓小平进入巴耶公学读书。鲜于浩说，法国外交部档案显示，当时邓小平和族叔邓绍圣均在巴耶公学的名单中，通过这份名单的记载可以发现，该校中国学生的费用由巴黎华法教育会统一给付学校。
到了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停止给学生发放维持费。当年3月13日，邓小平和邓绍圣等19名同学一起离开了巴耶公学。
邓小平在法国一共5年零2个月，而学习的时间只有从1920年10月底到1921年3月这5个月。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的却很坏。也是在学校期间，1921年3月3日，邓小平照了一张迄今为止能搜集到的最早的照片：虽然穿西服、扎领带，但仍然是一个身材不高，眉宇间透露着稚气的青年。
“鲜于浩找到了一条此前研究者未曾发现的史料：邓小平在拉红铁时，不止一次受伤。”
迫于生计，邓小平于1921年4月2日，来到了位于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厂，当了一名轧钢工。“1996年，我曾专程到这个工厂访问。”鲜于浩说，该厂早已停产，由一个基金管会管理档案并接待来访人士，“我当时见到了邓小平和邓绍圣的工卡。”
鲜于浩说，当时法国的管理人员尚不能确认邓希贤就是邓小平，也不知道邓希贤和邓绍圣的关系，“是我去才得到确认的。”
邓小平的工卡上显示，编号：07396；工作能力：很好；工作表现：好；日薪金：6法郎60生丁；评语：志愿来厂工作。
进厂时，邓小平16岁。鲜于浩说，邓小平的工作就是用钢夹将出炉成型的钢条顺势沿一个长方形的钢铁拖走。
“那时，邓小平每天都要在40度以上高温的厂房内工作。他必须在被钢水映红了的热气中使用长把铁钳将数十斤、甚至上百斤的烧红钢板拖走。”邓榕说，“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每周必须持续50个小时。”
关于邓小平在施奈德厂工作的情况，鲜于浩找到了一条此前研究者未曾发现的史料。
“据南充籍勤工俭学生杨昌祚日记记载，1921年4月20日上午，他‘同友人邓希贤君（广安人）又到勒克勒佐（即克鲁梭）医院去销号，将看伤之票交与医生签字，才能做工。”鲜于浩说，这表明邓小平在拉红铁时，不止一次受伤。这种工作又累又热，劳动强度极大，而且有烫伤的危险，对于一个只有16岁、且身材矮小的邓小平来说，其辛苦可想而知。
鲜于浩说，他在法国外交档案中找到邓小平在法国的最后一次革命活动的档案。
鲜于浩说，邓小平曾辗转于法国多个城市打零工。
当年2月14日，邓小平进入哈金森工厂。在哈金森工厂工作期间，邓小平于1922年6月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于1924年下半年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鲜于浩说，他在法国外交档案中找到邓小平在法国的最后一次革命活动的档案。
1926年1月3日，为声援国内五卅惨案，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行动委员会在巴黎补瓦涅大街23号“召开了旨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会议。”“根据法国的外交部档案显示，法国警察得到密报，‘邓希贤号召同苏俄政府友善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鲜于浩说，这次会议通过了致冯玉祥将军和广州政府电、一份声明以及致中国驻法国公使馆的信函，主旨均为联苏反帝。1月7日晚，就在法国警察搜查旅欧党团组织领导机关的前一天，邓小平、邓绍圣等20人由巴黎启程赴俄，结束了他在法国5年多的岁月。此时，邓小平只有21岁。
访谈
“邓小平在一条街上就有三处住址，说明需要随时进行转移。也证明了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危险性”
华西都市报：通过这些档案，能发现什么？
鲜于浩：比如，1926年1月3日的这次会议上提到要支持冯玉祥将军，后来邓小平从莫斯科回国后，就被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可能就和这个有关系。
再比如，我们发现在巴黎比杨古特拉维夫街，邓小平曾在这条街上有三处住址，这说明当时的形势是很严峻的，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危险性，在一条街上就有三处住址，说明需要随时进行转移。
华西都市报：你们有没有敲开这三处住址大门看看？
鲜于浩：从邓小平离开，这条大街的外观基本就没有变过，因此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我们试着敲了其中一家的门，对方开门后，我们说明来意，房主感到非常的惊喜，虽然他以前不知道邓小平在这里住过，但是房主知道邓小平这个人，觉得很激动很自豪。
华西都市报：邓小平在施奈德厂受伤的记载的日记，是怎么找到的？
鲜于浩：杨昌祚在法国期间，因为吃了毒蘑菇不幸去世，法国老乡就把他的日记和其他遗物一起寄回南充。我因为在法国做访问学者研究的就是四川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有一些研究成果被这本日记的相关者看到了，他主动联系我。
我复印了这本日记后，从中发现了有关邓小平的这条记载。
结缘
鲜于浩说,“当年邓小平去我岳母家面店吃饭，是和夫人卓琳一起来的，点的就是红油水饺。”
鲜于浩教授家和邓小平结缘，除了发现邓小平在法国的档案，还有一碗红油水饺的缘分。
鲜于浩说，他的岳母叶强民在新中国成立前为了谋生，就在现在成都焦家巷靠近长顺下街的口子上开了一家苍蝇馆子。
这家小饭馆的名字就叫“强民面店”。
鲜于浩说，当时店里主要卖抄手、红油水饺，以及红油面、清汤面等各种面。
“当时的味道应该很不错，小店的生意也比较好。用现在的话说，性价比应该是比较高的。”鲜于浩说。
说到邓小平去岳母家面店吃饭，鲜于浩说，是在1956年公私合营之前，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肯定是因为味道好，才安排邓小平来吃饭”。
“我老伴吴学英今年70岁，当时只是几岁的娃娃，”鲜于浩说，当时邓小平是和夫人卓琳一起来到店里的，点的就是红油水饺。
吴学英说，当时只记得两个人由省里的人陪同到店里吃饭，其他的就没什么印象了。
鲜于浩说，等到1956年公私合营后，强民面店就没了。
记者查询史料发现，邓小平于1952年7月奉调进京后，直到1958年2月回四川视察。在此之前，1949年10月他和刘伯承率部挺近大西南到1952年这段时间在四川。
这期间，吴学英大概在6—8 岁之间。虽然后来“强民面店”没了，但吴学英却把母亲的手艺继承了下来。
“我们学院有个规矩，每年元旦邀请研究生到家里一起吃饭，每次必吃她做的红油水饺。”鲜于浩说，“这套面食，在西南交大也很有名。”
鲜于浩说，之前有人建议，让我们夫妇开一个水饺店，把邓小平夫妇当年来吃水饺的事迹写下来，“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能做给学生吃，就已经很满足了。”
（本文由西南交通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邓小平故里管理局邓小平研究中心提供协助）
原文链接：http://news.huaxi100.com/show-102-522884-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