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杜威，便能想到鼎鼎有名的芝加哥实验校，以及那些在民国思想史、教育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蒋梦麟，胡适，陶行知，张伯苓，郭秉文曾师从于他；谈北大骄傲必谈的蔡元培推崇他；即使当时排外的梁漱溟也“自称与杜威的生物学化的教育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一股“杜威热”盛行于民国教育界，当然也自有其道理所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激烈碰撞，有识之士大多希望以“教育”来强国抗辱，而杜威的“实用理论”则刚好与之契合，像一颗巨石，划开了当时中国那滩积重难返的死水，撩起了一圈又一圈希望的涟漪。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文第一版出版的八十五后，去重读经典、重读杜威，结合如今中国社会，结合如今大学教育，我们又会发现什么。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里，杜威说到：“教育上有种种对立，如劳动与闲暇的对立，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身体与精神的对立，心理状态与物质世界的对立……它们最终表现为职业教育与文化修养的对立。”杜威在书中对种种“对立”作了诠释，也提供了可行办法。只是读了之后，越来越陷于疑惑，这些种种，只能“对立”吗？为何在杜威提出“实用主义理论”办法之后的若干年，我们还在不厌其烦地谈教育？我们似乎重复着犬儒派哲学家狄奥金尼斯在白天提着一盏灯笼满大街找人的故事，在这个大谈教育的时代，我们仍旧在教育的白昼里提着灯，满世界地寻找教育。
带着对“教育”无穷的疑惑，试图找到一种“教育”与杜威所提的有机结合，却深感杜威的晦涩，思索的徒劳。这些思索，就像西西弗推的石头，一旦到了思索的山顶，又只能眼睁睁看它们滚落山底。带着杜威著名的“教育即生长”问题，带着杜威所谓“五种对立”的疑惑上下求索，却发现为何要局限在“种种对立”上呢？或许可以用另一种角度去读这本书，或许可以用这书的“对立”变为结合，去看待大学教育问题，虽然问题不能迎刃而解，却也能感到缕缕曙光。
第一种“对立”的结合：将“劳动”与“闲暇”结合起来。杜威在书中指出，“我们实际的教育制度是一个前后矛盾的混合物”。这句话，放到如今，也不过时。大学教育，也有“劳动”与“闲暇”的对立，如徐飞校长所讲，“一直以来专业教育深受工具理性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一种封闭性的科学教条，成为现代工业生产体系的一个环节，促进人心灵成长的价值几近泯灭。”“工具理性”，便如在大学教育中的“劳动”，为了以后的生活，面对社会的压力，大学生们更多将所学的专业知识用在了“如何找到个好工作”上；而教师们也有少部分将心思投在了项目上，忽略了对学生们的素质造就。虽然杜威说：“任何教育如果只是为了传授技能，这种教育就是不自由的、不道德的。这种活动不是自由的，因为人们没有自由地参与这种活动。”可是现实来说，这种“工具理性”的“劳动”却遍及大学教育的每个角落。社会的价值观，媒体的吹捧，别人的目光，种种外在压力，将“劳动”的功利教育推向了不该登顶的圣坛，将“闲暇”的自由教育驱逐到教育的光圈边缘。钱穆先生在《湖畔幽思录》里说：“我的那些思想，则总是在那些闲时光中透逗，在那些闲时光中酝酿。”这些“闲时”，正是自由的闲暇。可是钱穆先生在自由的闲暇里产生出了思想，而我们大多数大学生的自由闲暇却化作了沉没成本。这种现实，似乎正好与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相互辉映。在如泡沫般浮夸的“自由教育”下，多少大学生将“闲暇时间”拿来为“功利教育”增砖添瓦，“劳动”与“闲暇”对立，“功利教育”与“自由教育”割裂。徐飞校长在答记者问时说道：“现在，很多高校一味重视专业成才（即所谓人才），过分强调专业训练和职业导向，过分强调与市场接轨，忽视了学生的精神成人，对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几乎不提甚或浑然不觉，以至于在所谓的培养人才的口号下‘堕落’成为功利化的职业培训机构。”正是对这种割裂的忧虑。如何去改变“对立”，相辅相成的结合？杜威在书中说：“大家都参与有用的服务，大家都享用有价值的闲暇”，合我们的现实，将“劳动”的热情用于专业教育，将“闲暇”的深邃用于自由教育，这样“劳动”与“闲暇”才不会继续“对立”，而会相得益彰。
第二种“对立”的结合：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第二十章开头便直言：“像劳动和闲暇相对立那样，理论和实践、智力和实行、知识和活动都是相对立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在大学教育中尤为突出。社会的就业压力，单位招聘所写的“需要一定工作经验”，无不以最残酷的现实彰显着这种矛盾。大学教育，更多是在象牙塔里闭关自守，雾里看花，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对立开来。理论，是前人的总结，其中包括经验和真知识，经验的天秤很可能倾向感觉主义，将理论与实践带入对立不相容的泥潭。可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出真知，它们的关系不应该如此对立，而应该互相统一。杜威说：“事实的分析和重组是增进知识，增长解释能力和正确分类的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当尝试或实验不再为冲动或习俗所蒙蔽，当它受到目的的指引，进行时还有措施和方法时，试验就变成合理的和合乎理性的了。”诚如杜威所说，我们将理论用于实践，在实践中时刻坚守理论的目的性，便能将大学教育契合杜威的“教育即经验的改造”。
第三种“对立”的结合：将身体与精神结合起来。从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中，他的“身体与精神”的对立，其实在文中更多显现出的是对“自然科目”和“人文科目”对立的见解。杜威在书中说，“社会科学——历史、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科目——每前进一步，都表明只有在我们应用自然科学所特有的搜集资料、形成假说并在行动中加以检验的时候，只有在我们为促进社会福利利用物理和化学所确定的专门知识的时候，我们才能明智地应付许多社会问题。处理诸如精神病、酗酒、贫穷、公共卫生、城市规划、自然资源保存、建设性地运用政府机构以促进公共福利而不削弱个人主动性等错综复杂的问题的先进方法，都表明我们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都直接依赖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成果。”，“所以，教育应该从人文主义的科目和自然主义的科目这种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教育不应把研究自然的科学和记录人类事业的文学隔离开来，而应把自然科学和历史、文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各种人文学科进行杂交。”诚如他所说，如果我们只关心自然科目，或只关心人文科目，那么“这样的活动容易成为守财奴式的积聚，积聚的人为他所有的东西感到骄傲，而不是为他在生活的事务中找到的意义而感到骄傲”。我们要将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就是因为“任何学习要是增加对生活的价值的关心，任何学习要是产生对社会幸福更大的敏感性的推进社会幸福的更大的能力，就是具有人本的学习。”大学教育，自然科目与人文科目机械的割裂，带来很多弊端。我们所见的学科之争，国内一名校某教授所谓“文科无用”论，都是这种机械割裂所带来的偏执弊端。从书中可以探知，杜威所认为的大学教育的精魂所在，在于人本学习。在人本学习中运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在大学教育中更有定见，考虑全面，领略生活的价值，而不是如浮萍一般，随波逐流。
第四种“对立”的结合：将心理状态与物质世界结合起来。杜威的书中，这两点的“对立”显示在“个人”与“世界”的对立上。从深层次角度讲，就是大学中“自由教育”与“物质教育”的对立。杜威说：“自由是指一种心理态度，而不是行动不受外部约束，但是，如果在探索、实验和应用中行动上没有相当的灵活性，这种心理素质是不可能发展的。”如果外面的物质世界充满着功名利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市侩主义，又怎能奢望自由地学习？人，既然已被“物化”，所以在大学教育里，随处可见“被物化”的学习。因为“物化”，所以“学生的独创被逐渐摧毁，对自己心理运作的质量的信心被逐渐破坏，被反复灌输要驯顺地服从别人意见，否则就是胡思乱想”。然而，如果在大学教育中，以为“个人自由”就是消极的自由，那就从一种弊端走向了另一种弊端。所以，杜威认为，自由，是心理状态，而不是行为不受约束，所以他说：“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它唤起他的好奇心，使他热切地寻求有助于解决问题的知识，同时他又具备相当的实行工具，那么这个人在理智上就是自由的了。他所具有的创造性的和富有想象力的远见都将发挥作用，并能控制他的冲动和习惯。他自己的目的就能指导他的行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大学教育中，教师们因“物质世界”的压力而形成的“物质教育”的主导教育需要逐渐让渡给学生的“自由教育”，如徐飞校长所说，“教师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学生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而不是喧宾夺主”，以“主”为辅，以导为主，将心理状态的“自由”与“物质世界”的“规则”有机结合起来，将“信心和热忱”传与学生。
第五种对立的结合：将职业教育与文化修养结合起来。为什么中国近百年间出现思想危机？其实杜威在书中第二十三章也给了我们一部分的启发。杜威说“教育即生长”，教育是一个持续不断而非一成不变的过程。他认为，任何狭隘的职业教育都与真正的教育是对立的，“现在社会制度的最大祸害不在贫穷，不在贫穷所遗留的苦难，而在于事实上有许多人他们的职业都不是他们所喜欢的，他们从事这种职业不过是为了获得金钱报酬”。既然对职业不感兴趣，那么当然不存在思想。如今的大学教育，更多像是把“专业”当成了职业，于是理所当然的“大学在出人才和出成果方面成就斐然，贡献良多，但在出思想方面乏善可陈。”大学教育，大学生们对专业缺乏兴趣，因为这只是职业的一种附庸与跳板，甚至社会评价都是以“职业指导”与“就业率”为标准，扼杀了大学生们的专业兴趣与文化修养，“文化的沙漠”由此而生。于是大学生们在“职业”的“专业”中麻木不仁，墨守成规，人云亦云，当然出不了思想。大学教育，应该像杜威所说那样，重新审视，因为“如果教育者以为职业指导可使人对职业作出确定的、无可改变的和完全的抉择，那么，教育和所选职业都很可能流于呆板，阻碍将来的发展”。如果想要在大学教育中出思想，就要将职业教育与文化修养结合起来，用兴趣与文化出思想。
品完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获益良多，反思良多。杜威说：“教育无目的”。其实这恰恰正是他的目的，是写这本书的目的，因为《民主主义与教育》就是要将“五种对立”在教育中化解，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即便无法完全理解书中精髓，但仍旧会为正身处于大学教育中的自己带来另外一种对于自身的学习的力量。
作者自画像：
马莹：自认“外表浓郁书卷气，内心豪气女汉子”，为我校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时常将自己喻为一首自由的格律诗， 不忘“无规矩不成方圆”的道理， 带着茅以升“奋斗”之思想，严谨学术，追求高远，思维在“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理想境界，将灵魂贯穿于“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自由境界中，细品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