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经典浩如烟、瀚如海，先贤前哲各于其有见地之处无不发挥淋漓，吾辈若能深研经典，则乃增加知识与阅历之不二佳途,亦是成熟完善自我之殊胜捷径。然于吾辈则多有一难，经典既浩且瀚，若无师友指点，亦不知为学之门径与方法，岂不若身处琳琅满目之宝库而不知所面何宝，不知己所需、己欲取，更不知以何而取？徒然慨叹空手而还，岂不惜哉？！昔年偶读钱穆宾四先生之《学龠》而颇有收获，见启于先生之所言，故数读先生《学龠》以求己之读经典之龠；更有感困惑之时己之无措之情恐尚见存于吾辈诸多学人，故随笔书感一二，若以抛砖之效见益于二三学人，曷胜欢悦！
《学龠》系钱穆先生有关治学之门径与方法之文稿合辑。先生于其九岁时即能背诵《三国演义》，年十八时已为人师，何等盘盘之高才，然亦苦于此前“既无师友指点，亦不知所谓为学之门径与方法。冥索逾十载，始稍稍知古人学术源流，并其浅深高下是非得失。”先生唯望傥有好学之士，取而为法，亦为学入门之一途也，因名之曰“学龠”云尔。由此便知先生之用心与立意也。先生言：“良以人之为学，才性既不同，机缘复互异，从入之道，难可一致。”由此可知，吾辈学人亦首当知己之才性，以己之才性而寻入道之佳龠，于推寻之途良师益友亦必不可少，而后堂可登，室入可期，阃奥自不难见矣。
儒家孔学于华夏影响至深至广，亦是自汉武帝时始见尊于群学，此后为历代以主流正统所尊崇备至，究其缘故，汉宣帝在其怒斥太子之时可谓道尽个中因由。书中以《略论孔学大体》开篇，紧以《本论语论孔学》随其后，先生作为儒家学者，对孔学之传承发展系统阐述，使学人一目即略知其大体梗概，而后据《论语》而论孔学，以经典论其学，其中又引李中孚《四书反身录》：“学，所以约情而复性也。孔子承哀公之问，舍博学笃志之子夏，舍多闻多识之子贡，而推静默如愚之颜氏。乃以不迁不贰为好学之实。可见学苟不在性情上用功，则学非其学。性情上苟不得力，纵夙夜孜孜，博及群籍，多才多艺，兼有众长，终不可谓之好学矣。”此言可谓道尽为学之根本，然纵观古今，几多才子佳人尽在文章辞藻等耗费己能，而于己之性情则无所进、无所益。故为学须知其根本，根本立，而后有所化、有所成；若无根本，终是水中花、镜中月。先生亦言：“此始纯粹是一种为己之学，即在自己德性上有期望，有到达，故谓之据德之学也。”然先生对此亦觉不可提倡过偏。而于朱子所谓“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先生在书中认为“格”可训为“通”，先通于此，通于彼，久而后能全体会通。然于此，吾曾见别解，其重点在于朱子所言之“物”上，此处之物非“事物”之解，乃“物欲、私欲”之谓也。儒家自亚圣孟子始倡人人皆可为尧舜，然人人皆有秉性之差别，若何却皆可皆能为尧为舜？其实人生天地间，虽有秉性之异，然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方有圣人出，西方亦有圣人出，其理同，其心同耳，除此则非有他因别故。故唯格除己之私欲，待私欲殆尽，而后方能显现本有之良知。若全为私欲所痼蔽，则何以致现本有之良知？况事物纷杂，寿命有期，若事事皆通，有几人能为尧为舜为贤为圣为丈夫？仅录于此，来哲自辨可也。先生从“游于艺”之学，“依于仁”之学，“据于德”之学，归纳孔门论学之最高阶段乃“志于道”治学，即以物与事与人与己之心性之德之会通合一，融凝成体，为学之对象。并道明据德之学之贵于反己，而志道之学之贵于能思也。
其后，先生择《朱子读书法》之精要而详解，并列出近百年来以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及梁启超为代表之诸儒读书之论。于书中可见，先生个人较为推崇朱子，直言朱子乃孔子后第二人，但果真是耶？非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须辩解，吾辈姑且从中先但求适己之入门之处及读书为学之法，以取众长补己短耳，是非曲直姑且搁置，过其路方知其路弯与直，未走其路焉知其曲其直，未深研其论焉知孰对孰非？先生尤为推崇朱子读书之法，言朱子教人读书，须心静，须心宽，须心虚，须心精，其实只此一“心”。其至要法门在于：读书须先懂得大火煮，待其滚，然后可用慢火养。朱子教人读书工夫，即是养心工夫，又即是处事工夫。养得此心，自能读书，自能处事。然此心又须在读书处事上来养。所谓内外交相养，吾道一以贯之也。
先生言陈澧乃近百年来提倡新的读书运动之第一人，在其发现汉学考据之痼蔽后，即注意于宋学义理。陈氏常提倡“士大夫之学”，说：“士大夫之学，略观大义，有益于身，有用于世。”其时，考据学家之大病，乃持门户之见过深，读书专重训诂考据，而忽略了义理，故所学于身世两无关益。先生认为陈氏的读书主张，只算是看到了前人的病痛，但其所开药方，却不见有力量，未使此病霍然而愈。陈氏曾说：“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结果不幸言中，而此时曾国藩便是其时力挽狂澜之人物，曾氏乃晚清中兴名臣之一，读书力主一“耐”字诀，一“恒”字诀，一“拙”字诀，一“诚”字诀。曾氏却是陈氏所倡“士大夫之学”之好榜样。曾氏言：“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曾氏认为经则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且亦言：“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由此诸处皆见曾氏“守约”之读书法，其更以“先务乎其大”为标准审选慎择，且力除其时传统考据学之束缚之同时又兼取考据训诂之长，以此使其学问与日俱增。近代蒋介石与毛泽东均对其倍为推崇，皆尤重《曾国藩家书》，然曾氏身为一个理学家，身为文人、汉人领兵打仗，且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缘何又要写此家书以示众人？除教化之用之外，身处高位避嫌保身而已！学人自可察也。
于陈澧、曾国藩以下，先生则谈及张之洞。张之洞以其《书目答问》和《劝学篇》名誉其时，《书目答问》于先生则认为其仅是一部便于翻检之参考书，至多止于是目录校勘而已。然张氏于《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亦说：“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知国朝人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由此亦见张氏其时对读书之见。而在《书目答问》后二十四年，张氏有《劝学篇》提及：“先博后约，孔孟之教所同，而处今日之世变，则当以孟子守约施博之说通之。”其与之前之论则背道而驰，然先生以为此足以说明张氏之觉悟和进步。且张氏对经学、史学亦确有其几许通明之见解。先生谈及张氏只因其著述代表着乾、嘉、同、光相沿之学术发展脉络及其相应之时世，亦是言明由博反约乃近百年来诸儒读书之共同倾向与要求。
于张氏之后，先生则论及康梁师徒二人。先生以为康氏所倡之新学，较陈、曾二人已是高明得多。康氏认为孔学，有义理，有经世。且倡以宋、明学与孔学并重，佛学与孔学并重，其云“以孔学、宋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康氏尤重讲学，以读书只是讲学中所有之一事。讲学乃为读书一事所应先决之问题。康氏以“读书之博，风俗之坏”批评清代二百年学人利病，此以为先生所称是。虽时过境迁然康氏之讲学精神亦然耐人深思。康梁二人皆重教人读书，唯以缓急有差。梁氏主经学以微言大义通今致用,史学主通掌故沿革,以推籀政治人才兴衰之大原,以诸子至《六经》相辅，以宋学为立身基本，于经学、史学、诸子学及宋学均明指其入手及留心处，于此亦能见其独见。
以上乃先生就百年来几位人物之读书为学之法及其时之学术发展之系统阐发，且于《学术与心术》中言：“若真求学问，则必遵轨道，重师法，求系统，务专门，而后可谓之真学问。有真学问，始有真知识。有真知识，始有真思想与真理论······沉潜日久，乃不期而上达于不自知。”此意欲人能养成良美之学风。观其文，察其先后，不难知先生之意，唯冀学人知其所以然，有所较、有所入而能返本溯源、有所知、有所觉、有所思、有所悟、而至有所出，唯知而后有觉，唯一念觉而有所寻，若寻得适己之法，则如迷航之遇明灯，事半功倍且速，寻而后必有所获，亦必有所悟，日积月累，茅塞顿开前路自明，不期而融会贯通渐臻胜境。于数位人物之读书为学历程之中，亦将诸学近百年来之走向、优劣等和盘托出，尤值吾辈留心察意儒家所倡诸多义理，被历代承传，定有深意，至如儒家所提“变化气质”等等，尤须慎思深问，儒道传至今时今日，吾辈中几人有思何为变化气质？几人知何以变化气质？一以贯之者又是何也？忠恕而已乎？然又何以论之忠恕违道不远？！此种疑问不一而足，然尚复谁知？尚复谁思？尚复谁解？故先贤亦言学问贵存疑而有所思、有所得。故入门之后其至要在于己之心有所得，非在法得，非因有所法得而沾沾自喜、自得其乐，此非究竟。法者，筏也，渡河应舍，非执着法之异同而忽己之心得，知本知末则心必有主，心有主则自有拣择与远见而不失为学、处事与做人之初衷、之鹄的耳。私以为为学、处事、做人之法之途皆互通也，一月映千江，江江有一月，水有浅深，月终一轮，月如理，江如事，理由事显，事由理成，事象虽异，其理则一。先生非徒以几人之学术文章功绩而论，其涉及读书为学之法、经史诸子、宋明义理、清之考据及地理等诸多观点及其书目，看似万绪千头，然则若有一二细微处有启于学人，功莫大焉！其深意吾辈不可不察也。
综观全书，虽是文稿合辑，然仍可谓浑然一体。先生以孔学及其发展脉络为经为纲，以孔学经典论孔学孔道，以名家读书为学之法及书目示之学人以自辨自择，以百年来典型之人物为局部之纬之目，由其人而略示近百年来学问之流别及发展之脉络，以此说明但凡学术之发展无不与其人、其时之世存莫大之关系，此亦经史相融之证也；故自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清谈、南北翻译、隋唐之禅、宋明性理至清儒考证，历代皆有其所偏重。吾辈若读书为学便首须当知其源流，知其源流方能胸有轮廓，知其轮廓便可依己之兴趣而入其门、择其法，此后己所欲深入之方向则自可渐明渐朗，故先生亦言：“故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先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此亦看出先生何以孔学梗概为开篇，其意旨在使学人能于一目了然后而能立意宏广，据此知其系统而后易寻其下手入门之处耳。论及学术则必先及于心术与风气，因学问本自会通，缘何于学术史中有义理、辞章、训诂、校勘、考据等等流别之分，皆因其时其人之心术与风气等使其然也。心术、风气与地理等则融成为史，经史相激相荡亦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于其时，此即促成其时各自之学术倾向及其流别，盖加之时缘递嬗，以故历代亦复有所偏重区别也。学人当识破此象，经史合参而溯其源、识其本，则自知学问之道本一。先生言：“要求学问入门，必先懂得读书。读了此书，再读他书，相杂交错，头头是道，而后有所入、有所得，而后可以有所化、有所出。”学问之出处则在己能推寻与会通至有所化。此乃先生于读书为学之入与出明示学人，唯期来哲自鉴自觉。然以上终是以己之凡情浅识妄测而论，先生真意，亦是千江有水千江月，详味斯言，仁智者所见定不复同也。
噫！吾侪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随无涯也，非精勤求学无以知，非博学笃志无以通，非敦笃励志无以行，非切问近思无以得，非果毅力行无以致，非忠恕任事无以贯，非皓首穷经无以达，非知行合一无以成。经典之谓经典，因其历久不失其所言之真，不失其所道之本，唯赖学人识其道而有所本，得适己之善法而研欲学、究其道，而后心有所得而能行其道、弘其道，道非人则不能传、不能弘也，由人能自觉觉他，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此乃人何以于万千生灵而独尊且能为贤为圣者也，此乃人何以与天地并称三才者也。然为己之学，为学只真为己乎？非己立无以立人，非己达无以达人，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若非穷时存善心、言善言、行善举，孜孜矻矻，砥砺身心，潜居抱道，以待其时，则何以己立己达，何以立人达人也？徒竢其实可乎？竢实者，非徒竢其时过境迁而实自熟，端赖矻矻穷年孜孜推寻于其时，待其时熟会通而能蒂落实亦熟耳，若非自强不息躬历一番彻骨寒于其时，何以香飘四溢而硕实累累？何以己立己达而扬华？正如无有冬寒则决定无有春生夏茂至秋实耳。以先生为典范之先贤往圣靡不唯冀学人识趣、识理、识心、识性并假以良法而识道、悟道、行道有所得而弘道，而后能参赞化育、继往开来。若此，则学必日进而有成，事必见克而有功，心必有悟有得而渐臻纯仁圆明，化而裁、推而行、举而措靡不爽矣，此生不负，岂不懿欤？！
作者简介：
郭栋，平凡交大人，05届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校友，闲暇时喜读书、习字，虽学工学管，然颇喜文史，以工管营生、养身，以文史静心、养心。与经典良书相伴，识得以富，智得以启，行得以导，身得以润，心得以宁，其利其益何可计哉？！离校虽多年，相隔亦甚远，时常仍挂念，此或谓情缘、难舍之交大情缘。得见母校主页开此专栏，倡导读书写感，由衷赞赏为然，以故献拙一篇，学识有限，纰缪难免，敬请斧正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