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史博物馆的展品中，有一枚铜质正圆形、直径4.2cm的纪念章。正面中间是毛主席像。在毛主席像周围的上端，有两个麦穗，约占圆周2/3，麦穗的麦芒相衔接。在圆周的下端，是“抗美援朝纪念”六个字。围绕着毛主席像的是五角红星，它的五角伸在纪念章的周围外边。在毛主席像和五角红星的周围，放射着万缕光芒，因而纪念章的边缘成为锯齿形状。整个纪念章除星星为红色外，皆为金色。佩戴纪念章的绶带，是红色的丝织品，中间横织着一条黄色丝条，上下两端，缀于铜质别针之上。背面刻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赠”和“1951”。
这枚纪念章由本校何广汉教授于本世纪初捐赠，方寸藏品背后，承载着我校抗美援朝工程队奔赴朝鲜战场的热血征程。七十余年前的朝鲜战场上，曾有这样一支特殊队伍：他们身着志愿军军装，征战前线；行囊之中，却常备经纬仪与绘图板。他们兼具书卷之气与报国之志，以学子之躯冲锋逆行，无畏艰险、奋勇向前。这群既是青年学子，亦是卫国战士的交大儿女，日后更成长为学界栋梁、行业先驱。
从1951年到1953年，西南交通大学（唐院）抗美援朝工程队师生共计134人，累计181人次，先后三次奔赴朝鲜，一共参与修建四个机场，包括用于前线作战的顺川机场和价川机场，非军事区供谈判用机场——开城机场，以及国内军用机场阜新机场，顺利完成了这一国防任务。
这其中，第一批工程队赴朝期间，我方尚未掌握制空权，敌机骚扰十分频繁。工程队任务最艰巨，条件最艰苦。队员们过江后，先坐火车，后乘汽车，白天隐蔽，夜间行路，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半个月才辗转到达顺川郡，旅途半月，工程队队员从未脱衣睡过觉。根据老队员的口述访谈，等真正开始施工，还要克服两道难关。
第一关是“生死关”：战争的残酷，是任何文字都难以描述的。这群从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大学生，要完成任务，必须克服对战场，尤其是敌机轰炸的恐惧感。唯一的方法就是多学习、多观察、多了解，队员们逐渐掌握了敌机轰炸的两个规律：一是“打卡式”轰炸，早上飞机准点来，发现工程有进展就扔炸弹，傍晚准点飞走，晚上很少来。二是敌机攻击范围总在一条线上，而人们则是点，只要点与线不相交就是安全的——掌握了规律，就可以安心施工了。
第二关是“生活关”：在顺川，由于后勤保障极度困难，队员们长期吃不到蔬菜，以炒面充饥，很多人得了夜盲症。白天不能施工，机场修建不得不在夜间进行。视力模糊的队员们夜间施工经常摔倒，一晚上摔得鼻青脸肿的情况司空见惯。直到后勤保障有所改善，送来了黄豆等食品，队员们的夜盲症才逐步痊愈。
工程队积极参与机场的修建，为我方空军争夺战场制空权提供了基础设施条件，为志愿军最终取得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战斗中，6人次立二等功、1个集体荣立二等功、33人次立三等功。
抗美援朝工程队队员远赴朝鲜战场，历经艰苦环境磨砺与枪林弹雨洗礼，专业理论与工程技术在实战中得到充分检验与淬炼。队伍更是在战火之中创下零伤亡的珍贵纪录，也为日后履职立业积蓄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烽火岁月里，这群交大学子以学识为刃、以技术报国，凭借精良工程助力战事推进，用实干担当生动诠释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归国之后，他们坚守岗位、笃行实干，书写了不负时代、不负民族、不负母校的奋斗答卷。
抗美援朝工程队队员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全队近 50 人日后获评教授；阎焘、王润霖、沈大元先后担任本校主要领导职务，景岩、徐国建、蔡幸生、陈立、秦杰、杨少文等多人赴兄弟高校履职，担任领导骨干。土木系1948级学生王三一、桥隧系1950级学生施仲衡，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施仲衡院士曾坦言，这段短暂的战地历练，深刻影响了其后五十余年的职业生涯，无论是攻坚克难，还是履职担当，这段经历都为其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根基，产生了决定性的指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