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共同迎来建校1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勉励四校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新贡献。回望四所高校的办学历程，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大合校，不仅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系的演进轨迹，更是“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的生动缩影。
受交通救国、实业兴邦思想的影响，加之国家对交通技术专才的迫切需要，1920年下半年，民国交通部着手将所辖四所高校——由南洋公学演变而来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由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演变而来的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以及铁路管理传习所演变而来的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合并改组为一所交通大学，集中优势办一所实力能与当时欧美大学相媲美的学府，培养出材高知深的技术人才。1920年底，主管部委呈交统一交通教育办法，明确提出将四校校制课程悉心厘定，“以大学总其成，名曰：交通大学”。1921年7月1日，交通大学正式宣告成立。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改称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沪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改称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唐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合并改称交通大学北京学校（京校）。同年9月10日，三地同日举行开学典礼。
在交通大学总揽之下，三地学校实现了经费统筹与学制统一，并依据既有基础进行学科分工：通过强强联合，使沪、唐、京三校学科鲜明、专业突出、实力倍增。沪校以机电见长，唐校以土木工程著称，京校则以铁路及邮电管理为专精，“交通大学”的校名自此在三地确立。
1922年，受时局剧烈动荡的影响，刚刚组建一年的交通大学被迫拆解，三校重归分立状态。然而，体制上的割裂未能切断已经建立的学脉渊源，各校在逆境中依然坚守着严谨治学的底色。随着近代建设事业的推进，第二次深度合校的契机也随之产生。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将交通部南洋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分别改组为交通部第一、第二、第三交通大学，同年9月再度合并为统一的交通大学。合并后划归专门的实业建设部委管辖。如果说1921年的合校确立了统一名称与学科框架；那么1928年的合校则重构并明确了办学宗旨和功能定位。此次重聚，从管理体制上确立了大学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共生关系，办学经费与科研方向紧紧嵌入国家建设的蓝图之中。
在这一时期，交大“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办学特质彻底定型，统一的校歌与精神标识得以确立。“务实业”不再仅仅是学生和教师的个人选择，而是上升为衡量办学成效的核心指标。在这一框架下，交通大学进一步强化了救国与振兴的办学导向。这种将学校发展与国家命运高度相连的办学精神，成为四所交通大学在历次重大历史关头作出战略抉择的底层逻辑。
两次合校的深层动因是近代中国为了回应“交通救国”命题而进行的教育资源战略性整合。
1964年起，唐山铁道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分批迁至四川峨眉。从华北平原到西南腹地，数千吨设备千里转运，师生在荒山野岭中开山平地、搭棚建房。在极端困苦下，学校党委提出“自力更生，迁校建校”的原则，绝非临时起意，而是两次合校时期所锻造的“务实业、敢担当”风骨在新时代的延续。
无论是抗战时期坚持教学、培养出多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还是三线建设中深度融入国家建设蓝图，交大人在空间上的每一次迁徙，都是以坚定的姿态向国家战略靠拢，实现了精神层面的深度合流。
130年薪火相传，作为合校进程中始终以工科见长的中坚力量，西南交通大学始终将历史底蕴转化为攻坚克难的现实动能。在成昆铁路的悬崖绝壁上，交大师生在没有现成规范的条件下自主总结技术标准；在高铁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学校全面参与“复兴号”等重大工程，以系统动力学理论支撑起中国高铁的领跑地位；在世界首条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及川藏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中，学校始终冲锋在破解“卡脖子”难题的最前线。这种不依赖外援、在挑战中锻造自身筋骨的敢为担当，正是对两次合校所确立的“求真务实”方法论的生动践行。
面向未来，西南交通大学将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新贡献。在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的宏伟征程中，全体交大人必将牢记嘱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交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新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