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下午4时，著名汉学家，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原系主任卜松山教授做客交大“创源”大讲堂，于外国语学院学术报告厅给交大德语系师生作了一场热情洋溢的报告。报告从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讲起，分别讲述近代早起欧洲人对于中国高尚道德的赞赏、欧洲的中国风、欧洲学者对于中国开明专制的崇尚、从中国赞赏者到中国批评者、20世纪初期欧洲人对于中国思想的重新赞赏、当前的中国形象等六大内容。
卜教授讲道，历史上欧洲人对于中国形象的评判随着历史的改变而不断改变，而这种形象的评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欧双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交流方式。
在最原始的交流状态中，中欧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大约在中国秦汉时期，在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眼中，中国是一个“丝国”。因为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等工艺品流传到了罗马希腊地区。但是因为丝绸很昂贵，只有上层人士才能购买到，因此当时的中国形象还是一个高度繁荣的国家。
欧洲人开始对中国有一个更为具体的了解，则是起源于马可•波罗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由马可波罗在狱中口述，由狱友写成。《马可•波罗游记》是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是影响极大的著作，描述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其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描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书中的一切仿佛离奇古怪，言过其实。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别号叫“百万先生”。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其实，他向16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最为全面可靠的资料。实际上，这部著作使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范围突然扩大了一倍。马可•波罗正如两个世纪后的哥伦布一样，为同时代人开辟了崭新的天地。的确，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封锁陆上道路之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继续前进。
在马可•波罗之后，欧洲人眼中或者脑海中中国的神秘面纱开始逐渐揭开。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走在航海发现、殖民掠夺最前沿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了新一轮的角逐。为了避免两国的敌对造成对传教的不利影响，1494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实行仲裁。两国签订了《托尔德西里雅斯条约》，同意在佛得角以西370里格处划界，史称"教皇子午线"。线东新"发现"的土地属于葡萄牙，线西划归西班牙。随着《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的签订，西班牙在西半球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葡萄牙在巴西，非洲，及远东地区拥有极大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1557年，葡萄牙叩开了中国的大门，被允许在澳门定居。而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开始陷入列强入侵的泥泞。在殖民侵略时代，大量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诸如影响深远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知名的传教士，他们对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传播做了一次较为系统全面和深入的贡献。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孔孟老庄等的哲学思想也让欧洲人痴迷不已。中华文明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欧洲近代文明起着积极的贡献作用。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8世纪欧洲大陆掀起了一股中国热，随之而诞生了被称为艳情艺术的洛可可风格。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总体特征给人留下浪漫愉快、轻柔优美的印象。中国热的兴起和作为沟通中西文化纽带的传教士活动是分不开的,随着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中国的文化经典如《春秋》、《礼记》等的部分章节甚至全书被介绍到了法国,中国的特产如丝稠、 瓷器、漆器等被大量引进法国。一场中国文化热在法国逐渐升温，诞生于此时的“洛可可风格”正是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憧憬与向往的反映。
到了1800年，中国的《诗经》、《今古奇观》、《赵氏孤儿》、《好逑传》等文献被翻译成各种文字传播到欧洲各地。在德国，尤其是狂飙突进时代的歌德，从1813年10月始，他就把兴趣集中到了遥远的中国。他先后在图书馆借阅了10多种有关中国的书籍。其中有中国游记和中国哲学方面的著作。他通过英法文译本读了一些中国小说和诗歌，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今古奇观》等。他—直想把《好逑传》，写成一部长诗；读过《赵氏孤儿》之后，受到启发，他又计划写一部戏剧。1827年至1829年间，他便写了14首题名为《中德四季晨昏吟咏》的抒情诗，抒发了他对东方古国的憧憬。通过接触中国的文学作品，歌德从中看到人类共同的东西。他在同助手爱克曼的谈话中阐述了他对中国的理解：“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样；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更合乎道德……”他从中国文学谈到德国文学与法国文学，进而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全新概念。在歌德《西东诗集》当中，更是将中国传统诗词中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哲学概念发挥的淋漓尽致。
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欧洲各国纷纷走上了殖民侵略新征程。随着西力东渐，中国一度拥有的光环消退了。1719年，英国作家笛福推出了他的《鲁滨逊漂流记》续篇。这次鲁滨逊来到中国，感到中国人“无知又肮脏”，“而且又组织得不好”，他们的航海、贸易和农业“很不健全”，知识与科学技术“相当落后”。随后不久，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在其1748年出版的《环球旅行记》中又向欧洲展示了一个“欺诈、贫困、堕落、愚昧无知又冥顽不化”的中国形象。同一年，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这个“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的“专制帝国”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中国的原则是“恐怖”，“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中国人“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他甚至说“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1795年，斯当东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记》。他以马嘎尔尼使团在华经历为“根据”，向欧洲展示了一个“几百年或上千年都没有进步”的“泥足巨人”的形象。在他的书中，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人们“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稍后不久，黑格尔再次给中国形象一记“重拳”。黑格尔称，中国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起点”，但是，中国却没有发展，它“停留在空间上”，是一个“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它“在历史之外”。至此，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基本定型。中国不过是“一具涂了防腐材料的木乃伊”，成为污蔑与嘲讽的对象。随着鸦片战争等的爆发，西方开始入侵沉睡已久的中国。八国联军的入侵，更是一度希望把中国瓜分。
而欧洲人眼中中国的形象开始转变的一个大事则是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从中选用李白、钱起、王维、孟浩然等诗人的抒情诗谱成交响曲《大地之歌》，1911年《大地之歌》交响性套曲在慕尼黑初演。作品采用了七首中国唐诗的德文版为歌词，在西洋音乐史上绝无仅有。此后，欧洲大地上又开始出现新一轮的“中国热”。德国汉学卫礼贤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等等，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1949年之后，中国进入毛泽东时代，无论是毛提倡的破四旧、反儒学等等运动的开展，尤其是四人帮等的出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摧残。使得欧洲从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眼光又开始转移到中国的政治生活。
然而，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毛泽东的逝世以及中国之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使得欧洲人的眼光又开始专注于中国的经济生活。因为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欧洲人能够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空间。
讲座最后，卜教授讲道，任何人看待任何问题，都会带着自己的眼光和成见，如果我们想更好地更客观地去看待一个事物，需要我们不断提升自己看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德语系系主任莫光华教授也向同学们指出，作为外语人，更应该有一种国际眼光和世界胸怀，不断传播中西方文化。
在自由提问环节，德语系沈彬彬同学向卜教授请教了如何看待当初传教士传播中华文化和现今孔子学院在国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异同，以及如何看待当下美国的有些高校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相继推出孔子学院项目的做法。卜教授解释道，传教士和孔子学院都在传播中华文化，但是两者身份不同，一个是欧洲主动向中国学习中华文化，而另一个则是中国主动向国外推广中国文化。但是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中西文化难免发生碰撞。美国的这些做法我们只能将其作为个案来研究，应该属于美方的错误做法，文化不应该被政治绑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