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晚，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批评家，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在西南交大学生会主办的青年讲坛上，为交大的师生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和思想盛宴。邓教授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师从杨祖陶、长期深入研究德国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学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是中国从德文原著翻译康德著作的第一人，创立“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
本次讲座，邓教授就是在他的“新批判主义”理论和他最近的文章《我与儒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新时期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儒家文化的心理根源、儒家文化的继承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等重大问题。
批判儒家的儒家
邓教授开门见山，将自己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明确地摆出来。他说：“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儒家，但是我要自我批判，这也是‘新批判’的要义。”在他的文章《我与儒家》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承认是一个儒家，一个批判儒家的儒家，或一个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儒家，这一明确的定位，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儒家文化关系的一个关键性地推进。”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自觉批判意识的儒家文化知识分子，而其他人则是不自觉的。他提到，这个观点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议论，其中有几方观点，一方是批儒家的知识分子群，以前支持他的批判而现在反对这个观点；一方是捍卫儒家的一方，他们认为这是儒家阵营的胜利；还有一方是代表正统儒家发声，他们不承认邓晓芒的儒家（知识分子）身份。邓教授认为，自己身份的确认，“不是对儒家伦理的退让，也不是想混到儒家阵营里做卧底，而是以一种自我批判的公开的姿态向儒家伦理更深层次深入，使儒家伦理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的基础暴露出来。”
“批判”，是指反思、反省，不只是简单地批评、指责错误，更是表达一种基于科学研究和基于社会事实的评判，主要是作为一个哲学和文艺学概念来说的。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以及西方学者黑格尔等人对“批判”作了定义和拓展，而邓晓芒教授就是一个资深的康德哲学研究者。他的“新批判主义”，是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而提出来的。
对儒家文化的批判，邓教授提出，“这首先是一种自我批判，这种批判应该有助于中国建立起彻底的自我反省的意识结构，让人获得自觉性，摆脱以往那种没有反省的、自得的思想，这样一来，就有便于为我们接受外来的优秀的新思想和新价值开辟道路。”同时他还表示自己“在大力批判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本着儒家精神在尽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职责。”他提出了“知识分子的身份问题”，要“颠倒”做学问的立足点，做“纯粹的学术”，同时，也要关注国家社会和人民，使自己的学问具有“现实感”。作为一种创新解决问题的观念，“颠倒”是符合时代转型的要求的，因为我们的时代一切都在改变，这是一个“颠倒的时代”，即一个“变革的时代”。
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邓教授研究认为，深藏于中国人骨子里、潜意识里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并且从古至今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人的思想中，每个人都有逃脱不了。这是教授在讲座期间反复提到的一个重要问题，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研究和思考得比较系统和深入。
他特别提到，中国近代史上“五四”时期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提倡“打倒孔家店”“全盘吸收西方”，但是邓教授认为，实际上这些精英分子并没有“吃透”西方文化的精义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盲目要推翻传统文化反而给了捍卫儒家的人以口实。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邓教授一一分析了几个有代表的学术和思想流派的特点，从中挖掘出了思想根源，他认为，“道家”虽然试图与世俗政权保持一定距离，但是究其根底仍然是在探索儒家所说的那种理想社会；“法家”起源于儒家（韩非子从师于荀子），表面上指责儒家“崇尚空谈”，但是实际上提倡把儒家的那一套伦理道德，作为统治工具；“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子本来就是儒家弟子，只是后来稍有不同，比如提倡“兼爱”等；而“纵横家”“兵家”“名家”“阴阳家”“杂家”“小说家”等实际上在根本上有儒家精神的影子。因此，邓教授提出了他的观点：“‘百家’的目的实际上并非学术，而在于努力得到政治权力的认可，真正富有学理的学术争鸣少，不妨把它叫做‘百家争宠’。这种对权力的向往，只是儒家集中体现了‘百家’的精神而已。”
那么，“集体无意识”在当今现实生活中是怎么表现的呢？邓教授说道：“对于儒家的这一套伦理观念，其实没有人真正按照它去做，但是每个人都提倡，都认为应该这样做，更希望别人照着去做，以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他更是批判了现代社会那些“伪儒”的言行举止，许多学者治学脱离实际，渴望“做帝王师，汲汲于权力”，有的学者把儒家精文化成了一种“行为艺术”，只注重了表面上的东西。甚至对于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人，也摆脱不了这种“集体无意识”，邓教授以身说法：“包括我本人在内，按照我的想法就是想要通过对西方哲学的思维的研究，来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以便于中国走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境。这还是儒家的心态。这样的宗旨赋予了我强劲的学术研究动力，促使我去做各种努力。”这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按照邓教授的说法就是“学者的学术是作为一种获得权力的手段”，而“西方学者的学术研究，绝不是为了做官，他们与权力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们也关注现实，也抨击现实，这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是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中国古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根深蒂固。”对于那些所谓的“隐士”，如陶渊明之类的隐逸之士，他们把自己“边缘化”了，那是一种愤世嫉俗，实际上是想要得到统治者重用却不受重用的悲观。
那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形成原因是什么呢？邓教授认为，这与历史上的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有关。他引介了夏商周三代的政权建立过程和政治制度，以及极力推崇周朝的礼乐制度孔子所说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以说明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作为政治文明之本的，同时通过君权神授巩固政权。他说：“这种自然经济的发展，没有一个强大的君权作为保障是不行的。”因此，中国古代的人就需要皇帝和皇权政治来维护国家大一统，获得和平安定的生活，知识分子渴望圣贤之君。所以，“皇帝把百姓关进了笼子，跟现在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同。”邓教授指出，“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儒家文化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甚至是一种先进的文化，传播到世界。”从而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就形成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怎样批判儒家（传统）文化？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赖以支持生命的“皇帝、神像、佛台”垮了，中国人就像“没了娘的孩子”，无家可归，这也是“国学热”产生的心理根源。邓教授通过“邻家小孩买玩具，由于有选择的自由反而不知道如何选择”的例子，说明一个没有经历过自由的民族，在面临真正的自由时最有可能的举动就是“逃避自由”的问题。那应该怎么办呢？他指出，中国那些有良知的、有上进心的知识分子，应该看清这一形势——既然没有了“皇帝”，也不可能树立一个“皇帝”，那推崇“国学”是为了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应该怎样看待传统文化。
那么，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下，我们应该如何批判传统儒家文化呢？
首先，邓教授指出，以新批判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深入中国人潜意识的儒家，创新看待问题的观点，邓教授认为有一个重要的突破：“通过我对自身的‘集体无意识’方面的自我批判，而与它（集体无意识）保持必要的距离，我不想取消它，也不可能取消它。”教授认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要最大程度地减轻“集体无意识”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同时又保持它对学术研究的动力。他认为，现代的儒家学者，“必须跳出对文本的分析，避免那些琐碎具体的分析、考证，而应该把握其总体精神和文化大格局。”邓教授认为今天的人做经典文本的分析既比不上古人（除非对新出土的文物、资料的考证），也没有必要，因为现代社会网络技术很发达；他也反对做学问的人“凭空道虚”，反对“从文本到文本”，躲在自己房间去构想社会治理的观念，他说“我们今天应该做的，就是开拓视野，深刻省视自我意识，使集体无意识浮现到意识中来。”
其次，邓教授提出，在启蒙社会民众之前，先要启蒙知识分子，因为“文化人到底还是在中国社会中起根本作用的群体，所以只有先启蒙了知识分子，才能扩展到百姓的启蒙，形成社会思潮，民主体制才能真正有希望。”他认为，思想的启蒙，是一种实质性的推进，是从潜意识层面，从民族文化心理层面来剖析，来净化人的思想，让人形成完整的世界观，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样的启蒙才是彻底的。
再次，教授指出，“对于传统的东西，我们不是抛弃不用，而是应该升级、推进到一个新层次——深入内心去批判集体无意识，去尽力适应新思想的时代潮流。”“传统社会提倡忠孝，那是皇权需要百姓当顺民，但是现代社会，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层面，要把这些传统的文化精神升级成为一种共同（普世）价值，适应时代的潮流，从西方文化中吸取优秀的价值和观念，要进行思想启蒙，要让人们明白什么是应该争取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不该做的等等”，
最后一点，就是知识分子要关注现实社会的变革。“时代在不断进步，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他认为自古以来不管人们信奉什么主义，但是内心始终没有变化，始终是儒家伦理的守护者，尽管人们不承认。“广义的儒家文化”在人心里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结构，不是什么主义能够改变的。他说：“这种心理结构只有放在巨大的现实变革中，我们才能体会到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顽强性和深刻性，才能直接面对它，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所以，他认为要揭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光是停留在书本上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深入到生活本身，对中国的现实有切身的体验，有广泛的底层的生活经验，对一般老百姓的深层（心理）有深入地观察，这样才能知道中国人骨子里头真正信奉的是什么”。儒家文化本身一直以来就有贴近日常生活的特点，体现在百姓生活中，所以当代的儒家文化批判，就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躲在家里去构想整个国家的理想化的政治宏图，也不能把学术批判作为一种“钻营”“投机”的手段。邓教授认为，现在的人们，也许不知道什么叫做普世价值，也没有意识到，但是人们在争取而越是关注现实的发展，对学术就越要求创新，而只有创新，才能真正推动文化的发展。
最后，进入“提问环节”，邓教授和参与讲座的师生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