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教育导报》“读书周刊”刊载我校老师阎开印、张雪永、学生苏晗的经典悦读文章。原文如下：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为全校师生列了一份经典阅读书目，共有96本，涵盖了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多个领域，并且会把一些优秀书评发到校园网站上，在这个平台上，无论是文科生，还是工科生，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大家都是读书人。
追寻大学教育的本真
——析《什么是教育》中的大学理念
阎开印
雅斯贝尔斯是著名的德国哲学家、精神病理学家，公认的西方“存在主义”大师之一，雅斯贝尔斯一生从事大学教育40多年，对大学理念颇有心得。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专门对大学的观念和任务进行了深入讲解，引导我们这些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工作者沿着大师的足迹追寻大学教育的本真理念。
研教自由：给予教师足够的师道尊严
雅斯贝尔斯认为，在教育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具有独立见解和追求的教师”，只有拥有这样的教师，才能“引起学生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向往”。大学教育对大学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甚高。“大学教师首先应是研究者”，“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这就要求大学教师要有研究的天赋，有创造性的研究方向，有对科学真理孜孜追求的勤奋，并且还要具有“知识的良心”。其次，大学教师还应具有授课的艺术，要“把科学的问题通俗化”，能够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循循善诱地将科学的原理传授给学生，并且授课的过程中充满“教育的爱”。
我们对大学教师的要求高，也要给大学教师足够的自由，保障教师的师道尊严。首先，要尊重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其次，要尊重教师的授课自由权利，教师可以在课程内容之内相对自由地选择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甚至可以“带着个人的色彩”。
教学平等：引导学生构建独立思维方式
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而大学的生命“全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符合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为了达到这样的根本目的，好的教育方式尤为重要。雅斯贝尔斯将教育分为3种基本类型，分别是经院式教育、师徒式教育和苏格拉底式教育，其中，他最推崇的是苏格拉底式教育。在这种教育方式中，“教师和学生处于一个平等地位，教学双方均可自由地思索，没有固定的教学方式，教师激发学生对探索求知的责任感，并加强这种责任感”。
苏格拉底式教育可以通过很多种教学方式表达出来，“演讲、练习、实验、研讨会、小组讨论、两人对话”，教师通过这种种方式让学生亲自经历产生疑问、投入思考、获得知识的完整过程，教师也可以反复在教学的过程中与学生一同获得新知识。
激发交流：寻找真理的源泉
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个公开追求真理的场所”，“在大学里追求真理是人们精神的基本要求”。但同时，雅斯贝尔斯也提到，“本真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一种贵族的事业，只有极少数人甘愿寂寞地选择了它”，因此，科学研究的道路是越走越寂寞的一条路，没有思想上的交流，没有团体交往的气氛，就失去了寻找真理的一汪重要的源泉。
大学里的交流分为两种，一种是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一种是研究者与学生之间。无论是哪种交流，交流的方式一定是苏格拉底式的，交流的双方都是平等的，都是为真理在进行战斗。
我们常通过讨论或辩论的方式来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双方真正关心的是真理本身是否真实地展现，而不是自我胜败的结果，在交流中，“不要侮辱他人，也不因诋毁他人而自鸣得意”，“不以沉默以示温和，更不以欺骗来安慰他人”。
唤醒灵魂：对真理不脱虔敬之心
雅斯贝尔斯谈及大学时提到，“大学也是一种学校，但是一种特殊的学校”。大学的特殊在于不仅仅在于职业技能知识的传授，还在于对人的精神培养，这样的培养结果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大学教育是构造“一个完整的人的形象”的重要环节，“以正确的方式传授知识和技能，其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对整个人的精神教育”。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要做一个具有唤醒力量的灵魂，首先要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坚持真、善、理性的信念，其次要耐得住学术沉淀时期的寂寞，永不停止追求真理之光。只有对真理充满敬畏和渴望，才会投身到对真理的追求事业中去，精神得以代代传承，真理得以人人信仰，大学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才得以彰显。
总而言之，大学之发展，在于具有独立见解和追求的教师、潜心向学的有志学子、自由开放的交流氛围以及灵魂深处对真理的孜孜追求，四者缺一不可。无论我们身为大学的何种成员，都应为实现这四个要素不懈努力，因为我们在做一项最伟大的事业。
乡土社会的现代化之路
——读《乡土中国》
张雪永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这便是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开篇，简洁朴实，直入主题，但寓意深远。
《乡土中国》只有5万多字，篇幅虽然短小，但却用大量的文献从社会学专业的角度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但从另外的角度，该书的价值又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它关乎如何看待我们民族数千年中形成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以什么样的眼光观察和应对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至今仍在解决之中的大问题。
再回到开头。为什么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但这种特殊的社会主要存在于新兴的工商业都市，相对于中国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而言，也只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小的部分。
尽管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读书人已经由传统的士大夫转变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但当他们把目光投向乡村时，总还免除不了居高临下的姿态。服膺西方文明者，以为乡村是闭塞、愚昧、落后的；鼓吹中国文明自身价值者，虽然对乡村的凋敝和贫困报以同情，但也怀着救世主的心态主张通过对民众教化而改造乡村。无论如何，乡村，和居住在乡村的“乡下人”，是城市和居住在城市的“城里人”的“他者”，没有思想，没有主张，没有主体地位，或者该在时代的大潮中自生自灭，或者需要“城里人”来拯救。
费孝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乡村工作者甚为诟病的“乡下人”的“私”，费孝通说，中国“城里人”也有此种通病。这并非是为“乡下人”辩护，而是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格局。费孝通信手拈出“差序格局”概念描述中国乡土社会结构，以和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对应。“团体格局”可以比喻为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彼此界限分明；“差序格局”则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由此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团体格局”中，因“群己权界”清楚，遂产生了“法治”。在“差序格局”中，他们和自己的远近亲疏因不同的情况是变动的，于是形成“礼治”，以伦理规范彼此的关系。在“法治”的社会，权利不可侵犯，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和伦理观念。同时也并不把法律看成一种固定的规则，法律一定得随着时间而改变其内容。“礼治”的社会由于社会结构的长期相对稳定，道德观念也总体上世代传承。由此在基层权力结构上形成“长老统治”，经验意味着权威。这反过来又有助于道德观念的稳定。这种中国在几千年中逐步形成的传统和特点，不能轻易否定其价值，更不能简单地用“落后”或“愚昧”概括。
作为受到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严格训练的学者，费孝通并未理想化乡村。他深刻地认识到，礼治社会并非文质彬彬，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尤其对于妇女等传统秩序中的弱者。他也并不否认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必要性，而是要指出，要找到乡土社会的现代化之路，决不能站在乡土社会的外面指手画脚。如果不深入观察和体认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合理的变革之路，而是自上而下地搞诸如“文字下乡”、“法律下乡”之类运动，不但文不对题，更可能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费孝通面对苦难中的祖国，其家国情怀无需多言。但同时他又以现代学者的理性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冷静地解剖着中国社会和中国乡村，以探索其现代转型之路。
罗曼·罗兰有言：“如其所是看世界，然后爱它”（to see the world as it isand to love it）。《乡土中国》是现代学术的经典，仔细品读，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对民族，和作为民族的真正脊梁的普通民众的“温情和敬意”。其学当敬仰，其情当感佩。
半个世纪之间
——读《寂静的春天》
苏晗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寂静的春天》展示了这个时代最坏的一面。
我们经常会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认为这个时代的“缺点”也终究在发展中解决。这样的想法的一个前提的假设，是认为这个时代是先进的，而过去的时代是一个没有开化的时代。但我们都在不自觉地用自己的时代看其他的时代，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本来就是欧洲人的历史，印第安人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哪里，为什么要被发现呢。其实，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够自信地说我是“先进”的。抽象一点来说，没有哪个时代能成为历史的“本体”，就像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指出的，无论是“东方”这一用语，还是“西方”这个概念，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是由人为努力构成的，部分地在确认对方，部分地在认同对方。
当对现在生活的时代不那么盲目地相信和崇拜的时候，才是作者蕾切尔·卡逊思考的开始。必须要注意的是，近100年来，人类对于地球的改变超过了以前人类历史的总和，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环境问题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卡逊也提到，杀虫剂的问题也只是在最近十几年才凸显的。正是杀虫剂所带来的问题，才使卡逊去思考这几百年来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人类的观念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卡逊一开头对于未来的设想是如此的黯淡，因为她已经探讨到了这背后的变化，并感觉到了改变的阻力。在卡逊以及半个世纪以来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的眼中，一个主要的变化在于“对自然界受威胁的了解至今仍很有限。现在是这样一个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们只眼盯着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清楚看这个小问题的大问题是否偏狭”。在《寂静的春天》问世近15年之后，《令人不安的美国》更露骨地指出：“现代性的通病就在于专业化”。专业化诚然会促进对于某个领域的最大效率的研究，但是由于专家仅仅是对一个领域的了解，却全然不考虑这个领域之外的因素。在专业化的角度上，可能农业专家考虑的只有一件事情“效率”，所考虑的仅仅是最低成本，最大量地生产。这也是因为专家们依赖于那些要求为其服务提供金钱的人，因此在一个专业化的社会中，人们也变得倾向于以货币作为他们评价时间与政策的标准。就是近代这样社会上的变化，导致了杀虫剂的滥用，河流的任意改造，水资源的破坏，空气污染等等化学家、工程师意想不到的问题。
其实如果仅仅是因为专业化，那这个时代还不足“最坏”，隐藏在专业化背后的，是认为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其实也就是在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体，人可以按照其想要的方式，去从自然中攫取资源，但卡逊则说“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这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还有对生态中心主义，女权主义等等的讨论，同样得益于《寂静的春天》中的观点——“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哲学观点，放弃我们认为人类优越的态度”。
但正确的观点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人类的生存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相冲突，应该怎么协调？现代的环境协同论认为对自然好就是对人类本身好。如果在所有的决策中能注重自然本身，那么人类就能受益，毕竟人也仅仅是自然中的一部分罢了，也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要敬畏自然。宫崎骏在《风之谷》中就传达了这样的观点，虽然影片中的森林是有毒的，虽然森林中的甲虫是狂暴的，但是这种有毒和狂暴却也仅仅是大自然为了应对污染所进行的自我净化。自然眼中没有什么是不好的，没有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所谓的有利，有害，也只是在人类自己的角度上来看的吧。
曾经的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认为，“无疑，《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相媲美，两本珍贵的书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因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观点改变了历史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没有开始”。其实也就是在蕾切尔·卡逊这样的呐喊之下，不仅仅是环境领域，也不仅仅局限于环保运动，整个时代，各行各业，忽然都惊动了，都认识到要真的从一个历史的角度，一个对于后代、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负责人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类自己。
来源：《教育导报》4月1日4版http://jydb.newssc.org/page/259/2014-04/01/04/2014040104_pdf.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