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西南交通大学亚洲文化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公共管理学院举办首届“天健论坛”，海内外众多公共管理领域的著名学者聚首西南交通大学，共同“论道交大，把脉中国”。7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理论学术专业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整版刊载了学者们在论坛上的精彩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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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交大 把脉中国”
——首届天健论坛在西南交通大学举行
“论道交大 把脉中国”——首届天健论坛在西南交通大学举办，图为论坛会场
在新时期，如何构建和维护新型的大国关系？如何营造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014年6月28日，由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南交通大学亚洲文化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天健论坛在成都举行。美国丹佛大学教授、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创刊主编赵穗生，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朱云汉，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共同主持人之一赵全胜，美国爱荷华大学讲座教授、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海外院长唐文方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海内外学者聚首西南交通大学，共同分析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热点与难点、现状与未来。
“天健论坛”是为了纪念西南交通大学亚洲文化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创立主任、著名华人政治学者史天健教授而设立的高端学术论坛，每年度举办一次。每届“天健论坛”都将秉持创新精神和批判思维，用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深入研究公共治理领域的热点问题，打造中国的内政外交和公共治理研究智库和学术高地，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成功转型建言献策。本届论坛邀请朱云汉、赵穗生、赵全胜三位教授作主题演讲。
朱云汉教授的演讲主题为“民主化研究的前世今生”。朱云汉主要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演进、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民主研究核心议题的转移进行了解读。他认为，民主化研究的议题大致经历了民主转型，民主巩固，民主质量和治理，民主停滞、倒退与瓦解，以及第三波民主化几个过程。朱云汉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进行了冷静回顾和反思，认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一开始进行得过于顺利且过于荣耀，需要冷静思考。朱教授表示，一个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完善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
赵穗生教授的演讲主题是“建立中美大国新型关系与中美在亚太的角逐”。他认为从历史上来看，大国关系的权力交接历来就存在。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对大国关系进行了翔实的论述，新型大国关系是建立在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架构之上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从现实背景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外交目标是中国历史上对美外交思想的延续，并向美国明确提出了“相互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的要求，这是新时期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表现。
赵全胜教授作“中美日三边关系与中国外交政策”主题讲座。赵全胜将美国、日本和中国三个大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考察了这三个国家政治与外交的互动，外交政策发展及其制定过程，同时也就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提出了大国关系管理等一系列分析框架。针对亚太国际关系出现的新局面，赵全胜提出中国继续加强其硬实力建设的同时，也更注重软实力的加强，如此就有可能在避免全面性对抗的情况下解决与美国近期出现的带有原则性分歧的问题，也能充分利用日本外交转型所带来的新契机，从而使中美日三边关系出现一个新的良性的发展。
“天健论坛”以及亚洲文化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等相关学术团队，通过论坛“工作坊”，努力将实证研究方法系统性运用于中国社会科学相关课题，尤其重视通过实证研究去发现、提炼和总结在亚洲和中国文化传统中逐步形成的特有的公共治理、危机处理、社会管理经验，结合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主流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深入挖掘相关经验数据，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概念和框架，为中国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密切关注两岸关系 积极推动经济整合
——访台湾大学教授朱云汉
朱云汉作题为“民主化研究的前世今生”的演讲
朱云汉，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是台湾最具国际声望的政治学者之一。担任JournalofDemoc－racy、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PacificAffairs等重要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研究专长为民主转型、东亚政治经济、国际政治经济、两岸关系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朱云汉于2009年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理事，为该学会成立一百多年来第一位来自亚洲学术单位的理事。
笔者：台湾近期学运对台湾岛内政治、两岸关系有何影响？
朱云汉：台湾最近的学运展现出旗帜鲜明的“台湾独立”意识，学运的领导人物都是在李登辉与陈水扁执政期成长的一代，这个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与学校教育都是以强化台湾主体意识为导向，所以他们普遍具有强烈的“台湾民族主义”意识。
另外，这次学运也反映台湾年轻人对于未来的焦虑与对现状的不满。与大陆快速发展相比，台湾的经济转型出现瓶颈，年轻一代的就业压力很大，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部分年轻人将自己的经济困境归咎于台湾对大陆经济的依赖，而抗拒大陆的资金与人才入岛。
随着台湾经济发展趋缓，未来年轻一代会出现两种倾向，没有强烈“台湾主体意识”的人，会试图在两岸经济整合趋势中找寻个人发展机会；具有强烈“台湾主体意识”的人，会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运动，试图透过政策来扭转社会分配正义，来阻挡台湾经济向大陆倾斜的趋势。
笔者：台湾即将到来的领导人选举的可能走向，以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是什么？
朱云汉：两岸关系将是2016年大选的焦点议题，选举结果将影响两岸关系的走向。如果国民党当选，基本上可以延续马英九时代的大陆政策，但是否能酝酿新的向前推进动力，还要观察；如果民进党当选，就很难意料。整体而言，未来几年东亚整体国际形势不利于两岸的和平发展，尤其最近几年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美国执行重返亚洲政策，都会助长岛内“台独”势力。
笔者：台湾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发展的经验对大陆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朱云汉：台湾政治学在专业化、制度化与国际化的道路上起步比较早，政治学学者的自我认知愈来愈以专业知识工作者自居，这是进步的一面。另外，台湾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科呈现高度美国化的趋势，近年来过于突出SSCI这些学术生产力的量化指标。台湾无论在专业评价标准或训练方式上均以美国学术为标杆，自然也难以避免美国主流政治学当前的困境。美国的主流政治学由于走上高度学院化与抽象化的道路，学术研究与实际政策过程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大。
中日关系、新一届中国政府外交特点及走向
——访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赵全胜
赵全胜教授作题为“中美日三边关系与中国外交政策”的演讲
赵全胜，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终身教授，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共同主持人之一。研究专长为东亚国际关系和地区政治，特别是中日关系。其所著《日本的政策制定》，为理解日本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框架。此书在出版后即被Choice杂志评选为“优秀学术著作”并进行推荐。
笔者：安倍晋三上台之后，他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了中日关系的很大波动。在您看来，近期中日关系有哪些特点？
赵全胜：应该把中日关系放在一个大框架中来进行考察。这个大框架就是亚太地区以至于全球所出现的国际关系学称之为 “权势转移”（PowerTransition）的理论。日本不得不面临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亚太地区格局的变化。日本内部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坚持走和美国结盟的路线，依靠美日同盟来对付中国的崛起，这是一种主流思维。第二种意见是重归亚洲，在与美国保持同盟的前提下，发展和亚洲的关系，特别是和中国及朝鲜半岛之间的关系。
从小的格局来看，日本国内出现的集体性右倾化，也是由于日本近20年来所出现的经济“不景气”，在经济上与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反差，而造成的一种集体骚动。此外，现在日本产生了一个代沟的问题，像安倍这样出生于战后的首相，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歉疚感，与战前出生的首相相比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变化。那么把这个大背景、小背景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日本对中国采取一系列对抗政策的这样一种情况。
笔者：那么您认为中日关系可能的走向是什么？
赵全胜：日本外交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鸭子外交”：在水面上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做松动，在水面下却进行一些桌面下的外交。桌面下的外交，有时候会与水面上外交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也就是说，在日本内部有一股很强的力量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安倍在第一次任首相期间，就曾经进行所谓的“破冰之旅”，现在，各种迹象表明日本又在紧锣密鼓地运用这种“鸭子外交”战略。其实中国也愿意在坚持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使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当然，对于中日关系的走向，美国因素的影响也是非常关键的。
笔者：在目前这种发展态势下，你认为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外交走向大概是什么？
赵全胜：新一届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可能的走向：第一，中国不能低估美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实力；第二，加强中国的创造性思维，在日益走向全球的背景下，中国要有一些新思路；第三，在人才培养和利用方面，需要改变过去由高官担任外交官的做法，拓宽外交人才培养和利用渠道。
笔者：在您看来，美国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具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赵全胜：我觉得，目前中国与美国在上述学科发展上的差距非常大。那么，最好的捷径就是“请进来，走出去”，特别是通过双方共同完成一些项目，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中国乃至于东亚要有自己的一些声音，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产生适合自己国情的一套理论。要营造一种宽松的学术氛围，鼓励学术界和实务界之间进行学术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在学术和实务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中美两国除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别无选择
——访美国丹佛大学教授赵穗生
赵穗生教授作题为“建立中美大国新型关系与中美在亚太的角逐”的演讲
赵穗生，美国丹佛大学教授，丹佛大学中美合作中心主任。研究专长为中国政治、中国外交、东亚国际关系以及东亚地区政治。他所著《民族国家的建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力量》，是研究中国民族主义和国家建构的重要文献。由赵穗生于1990年代初在美国创刊并任主编的 《当代中国研究》，是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综合性专业期刊，2008年被收入SSCI，目前已成为当代中国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
笔者：近期中美关系的特点和可能走向是什么？
赵穗生：近期中美关系比较紧张，中美两国除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别无选择。美国无法遏制中国的崛起，一是因为中美两国作为相互依存的贸易伙伴，经济贸易、文化方面的交流紧密；二是美国无法在亚太地区找到共同遏制中国的战略同盟；三是美国国内矛盾严重，孤立主义情绪蔓延；四是美国采取的全球化战略使其无法把全部精力和资源用来与中国对抗。同样，中国也不能与美国对抗，不仅因为中国目前国力与美国仍然有较大差距，而且中国继续维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目前中国不是要推翻这样的秩序或者挑战美国的领导权，而是要去争取更多的发言权和国际游戏规则制定权。
笔者：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是什么态度？
赵穗生：2009年以前，美国政府对南海问题不采取立场，提倡各国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争端，而不是用武力单方面改变局势。但南海争端在2009年后持续升温，美方也开始关注。为了防止中菲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政府希望利用国际法仲裁来解决领土争端。但南海地区的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各不相让，这就把美国置于尴尬位置。美国政府一方面要遵循1951年签署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保护菲律宾，但又不愿意因此与中国有冲突。从长远来看，中菲两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仍会 采取和平谈判方式。
笔者：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对美外交 上有何特点和变化？
赵穗生：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外交上提出构建中美 “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对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政策的延续，但又有变化。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首次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是跟美国在同一重量级上的大国；二是提出核心利益的概念，指出中美两国要互相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
笔者：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可以借鉴哪些国际经验？
赵穗生：近几年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等学科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要想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首先需要强调学术研究方法的应用及数据、资料的积累，既要有扎实理论，又要有充实的数据。其次，需要处理好学术学科与职业化教育的关系，提倡研究生教育的职业化。
中国的现实问题结合西方的研究方法
——访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海外院长唐文方
唐文方教授
唐文方，美国爱荷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讲座教授（终身制），美国爱荷华大学中国文化与政治制度斯坦利华夏基金讲座教授，新加波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NationalFelow），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综合调查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海外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海外专家委员会成员，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首位海外院长。
笔者：请就我国新一届政府在内政事务上的创新和突破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可能影响谈谈您的看法。
唐文方：新一届领导人在内政事务治理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反腐、反“四风”等。这些突破性的举措，对我国政治的发展无论是从当前还是长远来看，都是好事，也很有必要。
笔者：请您谈谈民意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和可能的发展。
唐文方：在很多人眼里，诸如美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好像特别重视民意的作用，而实际上，最注重民意的是中国政府。像美国这种由选举产生领导人的国家，领导人重视的不是民意，而是选票。中国领导人反而非常重视民意的作用，他们非常关注全国的维稳工作。另外，我认为，还应把更多精力投到其他一些民众比较关注的社会问题上，如社会分配、养老保障、医疗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笔者：学术水平是学科专业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从此方面看，美国的学科发展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有何启示？
唐文方：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一些学者似乎缺乏潜心做学问的耐心。当然，这可能与国内对学术研究的考核机制有关。学术研究是一种不能着急的活动，真正科学的学术成果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而且做学问不能与经济利益太直接地挂钩。
（鸣谢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吕杰、雷叙川、刘桂花、林晶晶、周贤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