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这便是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开篇，简洁朴实，直入主题，但寓意深远。
1938年的抗日烽火中，费孝通自英伦返国，在西南联大任职，讲授“乡村社会学”。讲课之初用的是美国教材，觉得用起来不顺手，于是摸索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素材。经过几年调整，逐步成形。到1946年，《世纪评论》约稿，于是“随讲随写、随写随寄、随寄随发表”，一气呵成，得稿14篇。次年结集出版，命名《乡土中国》。先生自谦，以为不成熟，“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
《乡土中国》只有5万多字，就篇幅言，相比很多鸿篇巨制，的确是一本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书。但近70年过去，大浪淘沙中许多显赫一时的大作已经淹没，“不成熟的”“记录”则成经典，大量的文献从社会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但从另外的角度，该书的价值又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它关乎如何看待我们民族数千年中形成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以什么样的眼光观察和应对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至今仍在解决之中的大问题。
再回到开头。为什么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近代以降，西学东渐，冲击着几千年来自成一体的中国文明。朝野皆大呼危机，于是有兵战、商战乃至学战等种种对策。以今日眼光观之，西潮虽以汹汹之势大举涌入，和西方文明有亲密接触者，实主要局限于“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即上层社会。“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主要也在于新兴的工商业都市，相对于中国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而言，也只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小的部分。
百多年前的先贤已认识到，对待西方文明，不能简单地抗拒，而是要吸纳西方文明的精华完成古老中国文明的“再造”和复兴。但如果离开构成中国文明基础的乡土性的基层，如何谈得上民族文化的复兴？如是，探讨传统中国基层的状况和前景即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主题。
尽管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读书人已经由传统的士大夫转变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但当他们把目光投向乡村时，总还免除不了居高临下的姿态。服膺西方文明者，以为乡村是闭塞、愚昧、落后的；鼓吹中国文明自身价值者，虽然对乡村的凋敝和贫困报以同情，但也怀着救世主的心态主张通过对民众教化而改造乡村。无论如何，乡村，和居住在乡村的“乡下人”，是城市和居住在城市的“城里人”的“他者”，没有思想，没有主张，没有主体地位，或者该在时代的大潮中自生自灭，或者需要“城里人”来拯救。
费孝通有不同的看法。他以诙谐的语言写到：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侯。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
“乡下人”为何不学习“城里人”以为现代社会“必备”的知识？费孝通以此为起点开始分析乡土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熟人社会，由于共同性的经验，在相互沟通中“庙堂性”的文字并非必需，甚至语言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而稍具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语言和文字并非完美的交流工具，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词不达意”的苦恼。是否识字，绝不能当做乡村落后的证据。
对于乡村工作者甚为诟病的“乡下人”的“私”，费孝通说，中国“城里人”也有此种通病。这并非是为“乡下人”辩护，而是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格局。费孝通信手拈出“差序格局”概念描述中国乡土社会结构，以和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对应。“团体格局”可以比喻为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彼此界限分明；“差序格局”则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由此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团体格局”中，因“群己权界”清楚，遂产生了“法治”。在“差序格局”中，他们和自己的远近亲疏因不同的情况是变动的，于是形成“礼治”，以伦理规范彼此的关系。在“法治”的社会，权利不可侵犯，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和伦理观念。同时也并不把法律看成一种固定的规则，法律一定得随着时间而改变其内容。“礼治”的社会由于社会结构的长期相对稳定，道德观念也总体上世代传承。由此在基层权力结构上形成“长老统治”，经验意味着权威。这反过来又有助于道德观念的稳定。这种中国在几千年中逐步形成的传统和特点，不能轻易否定其价值，更不能简单地用“落后”或“愚昧”概括。
作为受到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严格训练的学者，费孝通并未理想化乡村。他深刻地认识到，礼治社会并非文质彬彬，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尤其对于妇女等传统秩序中的弱者。他也并不否认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必要性，而是要指出，要找到乡土社会的现代化之路，决不能站在乡土社会的外面指手画脚。如果不深入观察和体认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合理的变革之路，而是自上而下地搞诸如“文字下乡”、“法律下乡”之类运动，不但文不对题，更可能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史学大师钱穆呼吁对民族和传统应报以“温情和敬意”；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强调历史研究中“了解之同情”，在研究古人思想时，“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费孝通面对苦难中的祖国，其家国情怀无需多言。但同时他又以现代学者的理性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冷静地解剖着中国社会和中国乡村，以探索其现代转型之路。
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斯基在评价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时写道：
“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我们的现代文明，目前可能正面临着最终的毁灭。我们只注意在机械工程中使用最合格的专家。但在政治、社会和道德力量控制方面，我们欧洲人越来越依从于疯子、狂人和歹徒。在界线的一边正越来越多地责备着那种个人随心所欲，毫无责任感或毫无恪守信义的道德义务的倾向，而在另一边我们尽管仍然可以在财富、权力和实力上具有压倒的优势，近数年来却始终不断地暴露出软弱、涣散以及对荣誉对所负的神圣义务的忽视。”
在《乡土中国》和后续的著作中，费孝通继续行走在这条路上。
罗曼罗兰有言：“如其所是看世界，然后爱它”（to se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to love it）。《乡土中国》是现代学术的经典，但仔细品读，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对民族，和作为民族的真正脊梁的普通民众的“温情和敬意”。其学当敬仰，其情当感佩。
个人简介：
张雪永，历史学博士，教授，现任学校档案馆馆长，校史办主任。就专业而言，该潜心于中国近代史，但由于兴趣庞杂，所读所思所言常常“越界”，举凡政治、经济、教育、法律、文学，艺术，乃至自然科学无不稍有涉猎，导致学无所精，仅得皮毛，但乐此不疲，每以哲学大师罗素最痛恨现代学术专业分工自辩。时下举世反思大学专业教育之弊，试图以通识教育补救，以复大学本真。本人“不专”的缺点似乎稍可掩盖，反可为推行通识教育略尽绵薄。需敬告青年学子的是，不“通”无以“专”，只有“狭”；不“专”无以“通”，只有“泛”，“通”与“专”其实并不对立，实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