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通大学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国家命运与共的迁徙史与奋斗史。在百卅办学历程中，学校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期间救亡图存的西迁和响应“三线建设”号召的西迁两次大迁徙，搬迁次数之多，在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两次西迁虽然历史背景、具体过程等方面有差异，但从学校历史和交大精神传承视角看，二者在精神血脉和精神底色上是相互贯通的。回望百卅峥嵘岁月，交大人西迁所走的路都凝练成一座座精神丰碑，上面书写着爱国、创业、团结和奉献。
交大西迁是爱国之迁
爱国从来不是抽象的，国家危亡时，想方设法、尽己所能去救国就是爱国的体现。抗战时期的西迁，是一场守护文脉、教育救国的迁徙。1937年7月17日，日军占领了唐院，学校的仪器、设备、文书、档案等全部落入敌手，但有37000多册图书，由图书馆主任江秀炳先生等人冒着生命危险，设法运到河北保定莲池图书馆保存。其中包括《禹贡锥指》《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极具价值的图书珍本。抗战胜利后，这些图书大部分运回学校，为学校保留了珍贵文献资料。为赓续中国工程教育的火种，学校辗转湘、黔、川等地，在颠沛流离、辗转迁徙中坚持办学。师生们以祠堂庙宇民房为校舍，在油灯下治学，培育出众多栋梁之才，西迁的烽火岁月，既是对中华文脉的拼死守护，也是教育救国的生动实践。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党中央作出三线建设重大决策，旨在构建稳固的战略后方，保障国家安全。交大响应国家号召，整体西迁四川，将学校优质教研力量布局到战略后方，积极服务于国家国防建设、铁路交通与三线发展需求，为国防事业、交通发展和三线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以自身实践筑牢了国家安全根基，充分彰显了高等院校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大力维护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的使命担当。
交大西迁是创业之迁
交大西迁是艰苦创业、白手起家的创业之迁。无论是抗战烽火中的辗转，还是三线建设中的扎根，交大人都面临着无校舍、无设备、无稳定保障条件的艰难处境。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交大人心目中，只有让困难让路的信念，没有向困难低头的道理。西迁是交大人以艰苦奋斗为底色、以自强不息为动力的历程。
1965年7月1日，学校建校工程在峨眉山县破土动工。最初的设计和“三通一平”（通水、通路、通电和平整场地）施工任务由学校师生员工自己承担，广大师生分期分批千里迢迢从唐山赶到峨眉去参与建校。面对重重困难，全校师生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大家平整荒坡建校舍，缺仪器就自己动手制作，缺教材就手写油印，在一无所有中重建教学、科研、管理体系。1971年，交通部作出了要求学校全体搬迁到峨眉的决定。1971年12月，学校师生分批次到达峨眉，搬运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档案和其他物资，学校全部物资的搬运动用火车车皮400多节。学校主体从唐山迁到峨眉后，校园无法满足师生日常教学生活需求，师生再次开启了自力更生扩建校园的创业征程。不占平坝、不占好地依然是扩建的遵循，学校削平中山梁山头扩建教学楼、宿舍。自力更生平地建校，师生共同完成了校史上的又一次创业壮举。
交大西迁是团结之迁
西迁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历程，推动了交大全体师生之间、校友之间的大团结。迁徙途中，各院系打破原有界限，协同办学、资源共享，在患难与共中形成紧密协作的交大共同体。全体师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在众志成城、攻坚克难中凝聚起强大向心力。西迁也激发起海内外校友心心相印、命运与共的情感共鸣，无论身处何方，他们都心系母校、鼎力帮扶。1937年12月15日，学校在经历了五个多月的逃亡、流浪、奔波后在湖南湘潭复课。但复课后办学经费成为关键。在此紧要关头，许元启、黄寿恒教授与侯家源、裴益祥等校友会商，决定向各地校友募集复校基金。倡议发出后，杜镇远等众多校友踊跃认捐，原预定集资5000元，但仅半个月就募集了12000余元，超出预期额一倍多。校友们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学校办学得以继续。
另一方面，交大西迁是促进民族大团结、实现教育支援之迁。无论是抗战时期扎根黔川，还是三线建设时期深耕西南，交大都主动融入当地民族聚居区，以教育为纽带，搭建起各民族交流交融的桥梁。西迁过程中和西迁以后，广大师生主动走进各族村寨，积极开展教育帮扶。例如，1939年正月十五交大学生会宣传队特地到离平越县城七十多里的苗族聚居的仙桥乡野鸡坡村进行演出、开展宣传，受到苗胞们的热情接待。1939年4月，交大学生会在平越县城万寿宫开办了一所“民众夜校”，共三个班，招收家境贫寒的子女入学，免费提供课本和文具。1940年8月，为了协助地方发展教育事业，让平越初中毕业生能够就近读高中，学校开办了“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兼办平越中山中学高中班”。交大西迁，既推动了民族团结，也赋能民族地区发展。
交大西迁是奉献之迁
振兴中华和立志报国需要奉献精神。一方面，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战略安排，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既是爱国，也是奉献。另一方面，扎根西部后，艰难时能够直面困难，危难时能够不离不弃、爱校如家，平时能够潜心育人，这些都是奉献精神的体现。因此，从此意义上讲，交大西迁也是扎根西部、以奉献铸就忠诚的奉献之迁。
罗忠忱教授是学校第一位中国籍教授。他于1912年到交大任教，1952年离开讲台，毕生献身教育。据郭日修校友回忆，交大在抗战西迁到贵州平越复学期间，罗忠忱教授上课守时、惜时、认真、严谨、严格。像罗忠忱教授这样的一代代交大人响应国家号召，舍弃优越生活条件，告别都市繁华，远离故土亲人，义无反顾奔赴西部，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大局，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与交通事业。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使交大人在西迁中书写了教育报国的壮丽篇章，它也成为西迁中最动人的精神底色。
西南交大西迁是爱国之迁、创业之迁、团结之迁和奉献之迁的有机统一体，具有多重属性与多维价值：既有与国家同频共振、同呼吸共命运，共克时艰的一面；也有服务大局和国家战略安排，在西部艰苦奋斗，引领民族复兴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高歌猛进的一面。从烽火连天中的颠沛流离，到战略大后方的艰苦创业，西南交大百卅变迁中实现了精神蜕变与历史升华。西迁不仅是空间转移，更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精神的砥砺。交大的两次西迁，为高等教育发展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