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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迎迎:从诺丁斯对关怀理论的基础性描述中汲取教育智慧——基于《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

来源:教师发展中心  作者:王迎迎   编辑:陈丝丝   日期:2017/11/23   点击数:321  

关怀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主要代表人物有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琼·C·特朗托(Joan C. Tronto)和萨拉·拉迪克(Sara Ruddick)等人。作为标志性代表人物之一,诺丁斯对关怀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将其成功应用于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领域,为关怀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诺丁斯的关怀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80年代的“基础理论奠基”阶段,90年代的“关怀与学校教育”阶段,以及新世纪初的“关怀与社会政策”阶段。诺丁斯对关怀理论的阐述最早见于《关怀:女性主义的伦理学和道德教育》(1984年),诺丁斯在该书中首次将关怀界定为一种关系行为,命名了关怀关系中的双方——关心者和被关心者,系统描述了关怀关系的完整过程;同时指出,维持关怀关系需要不断提升关心者的道德理想,而道德教育就是要在教育相遇中滋养所有个体的道德理想。《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1992年)是诺丁斯将关怀理论应用于学校道德教育实践的一次探索,诺丁斯在书中勾勒了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指出为实现“培养懂得关怀的儿童”的教育目标,教育者应引导学生学会关心自我、关心身边的人、关心陌生人和远离自己的人、关心动植物和地球、关心物质世界、关心知识和思想等。《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2002年)则是诺丁斯将关怀理论延伸至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又一次探索,也是其对关怀理论的全面总结和思考;在该书中,诺丁斯不仅论述了关怀理论的诸多核心问题,还探讨了关怀理论如何作为指导人们道德生活和制定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着手分析诺丁斯对关怀理论的基础性描述,是科学解读诺丁斯关怀理论的起点。

诺丁斯认为,探讨关怀理论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描述关怀应该从何处着眼”,二是“关怀是关系还是美德”。诺丁斯认为,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会影响第一个问题的结果。如果视关怀为一种美德,描述关怀就应从“关怀者”着手;而如果视关怀为一种关系属性,描述关怀的重心便是“相遇关系”,即“被关怀者及其需要,以及关怀者对被关怀者的需要做出的回应” [1]P11。所以,在对关怀的现象学分析中,诺丁斯首先回答了关怀的起点问题,她强调,被关怀者是共同感受的起点,具有特殊的首要性,所以关怀的方向应是从被关怀者到关怀者。同时,诺丁斯还区分了“作为关系的关怀”和“作为美德的关怀”,并强调关怀的关系性高于美德性。

一、关怀现象学描述

诺丁斯只是试图描述关怀关系中的意识特征,而非探求意识的本质或终极结构,所以她放弃了胡塞尔式的现象学分析方法,而采用近乎普遍性的描述。诺丁斯通过对关怀意识特征、关怀优先性、关怀教育的描述性现象学分析,构建了以理想家而非理想国为起点的关怀理论:“学会被关怀”——“学会关怀”——“学会在意”。

(一)关怀的意识特征

诺丁斯指出关怀不等于移情,但接近于同情。“移情”通常是指将自己的个性投射于他人,将自己的感情赋予他人,移情的过程是控制的、普泛化的。关怀是接受性的,而非投射性的;关怀由关系双方共同控制,而非完全由关怀者控制。与“移情”相比,“同情”(共同感受)更接近关怀的情感状态,即接受他人、并感其所感。

第一,在关怀情境中,关怀者的意识特征呈现为“关注”和“动机移置”。关于“关注”,道德哲学家的讨论并不多,诺丁斯列举了三种代表性观点:其一,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将关注的关键论述为“接受”;其二,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将关怀的关注特点描述为“可及性”;其三,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也描述过关注的接受特性,并警告人们不要忽视关注与接受的任务。诺丁斯在分析关注特性的基础上指出,“接受性的关注”是关怀性相遇的根本特征。然而,关注者因同情被关怀者而发生的动机移置会受到多重因素的阻碍,“需要道德主体做出近似于服从康德绝对命令的努力” [2]P16。

第二,在关怀情境中,被关怀者的意识特征是“认识到或承认关怀”。在诺丁斯看来,虽然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但是关怀关系具有相互性,被关怀者在相遇关系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被关怀者认识到或是承认、接受来自关怀者的关怀,标志着关怀关系的完成。

(二)关怀的优先性

第一,从道德动机角度来看,关怀优先于在意,在意必须服务于关怀。在很多情景下,我们并不能直接面对面地关怀他人,但是我们会在意他人。诺丁斯认为,在意作为关怀的情感衍生物,是沟通关怀与正义的桥梁,使人从面对面的私人领域踏入公共领域。但是,在意也存在一定缺陷,比如在意可能具有“自以为是的态度和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倾向” [3]P21,从而导致对关怀顺序的破坏。为解决在意凌驾于关怀之上的问题,关怀理论应当视在意为构建关怀的手段,以在意维系、增进关怀。

第二,从道德取向角度来看,女性优先于男性,女性的关系性体验更容易发展出关怀道德取向。诺丁斯指出,关怀始于家庭,女性经验是界定关怀理论概念的重要根源。但是,诺丁斯的论证理由不是女性的天然道德优势,也不是女性“自然而然”的天性,更不是两性差异的本质主义,而仅仅是因为经验,即女性关怀他人的经验更易于发展出关怀道德取向。

第三,从道德关系角度来看,自然关怀优先于伦理关怀,自然关怀是道德关系的首选方式。诺丁斯将“由深情或内心愿望自发产生的关怀” [4]P26定义为“自然关怀”,自然关怀是对被关怀者需要的直接反应,不需要道德主体的伦理努力。“伦理关怀”的发生则依赖自觉反思道德理想,需要道德主体做出品格努力。诺丁斯认为,道德理想的反思与发展有助于保证道德判断的稳定性、避免恶意的行为,但是自然关怀优先于伦理关怀,被关怀者的需要始终是关怀发生的基本根源。

(三)培养关怀素养的教育

诺丁斯指出,关怀对于维系正义有序社会具有重要作用,道德生活的基础是关怀,“学会被关怀是道德教育的第一步” [4]P22。关怀教育的核心是关系,从不间断的关怀关系貌似不太可能,但是长期关怀必须有基本的连续性。家庭和学校教育担负着在不完美的现实社会中进行关怀教育的重任,父母和教师都应起到成人关怀者的榜样作用。此外,诺丁斯还指出,存活、发展和可被接受是关怀的理想目标。因而,关怀教育应指向卓越,为提升个人关怀素养和改善社会政策提供理论指导;同时具有开放性,不具体规定关怀情境,为关怀互动留出空间。

二、关怀病理学思考

关怀意味着我们积极回应他人的需要,其中一种基本需要便是免受伤害。[5]P31诺丁斯从探讨伤害及其合理性根源出发,对两种病态关怀现象进行了集中考察,并尝试提出可能性的救治药方是“关怀教育”。诺丁斯还通过考察圣贤生平揭示了道德的可能性,并在相遇与义务的关系中探索责任感的发生。

(一)伤害及其合理性根源

诺丁斯指出,伤害一般都会牵涉到“道德上的不公正对待” [6]P31,免受伤害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法律虽然有禁止伤害的规定,但是,“无援助义务”的原则却常常导致道德情境中的袖手旁观。因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具有法律合法性或道德合理性的伤害,以及以关怀之名施加的伤害等。死刑和战争是最常见的合法性伤害,诺丁斯尝试分析人们参与死刑或战争等伤害行为的原因,以此来探究伤害的合理性根源。她认为,文化习俗和仪式规训等严密细致的社会脚本致使人们的行为不能自然而然;社会化则使人进入对立模式,其强力方式甚至让伤害行为成为正当。

(二)病态关怀及其救治药方

诺丁斯认为,对关怀理论的探究不应止步于关怀的现象学描述,有必要进一步区分真正的关怀与虚假的关怀,以及产生可悲后果的关怀。其中,非自由关怀和压榨性关怀是诺丁斯关怀病理学思考的两个重点现象。

“非自由关怀”也称倒错的关怀,在亲子关怀关系中最为常见,主要表现为“需要自由被干预的关怀”和“需要自由被预设的关怀”两种形式。前者是指关怀者在关怀关系中以单方面声称的美德代替对被关怀者需要的满足,从而导致“无人关怀”的病态结果。比如,父母因为考虑到子女的需要无价值而放弃回应,关怀便不复存在。后者则是指关怀者在关怀关系中以自以为是的关怀代替对被关怀者真实需要的回应,从而导致“强制关怀”的病态结果。比如,父母为子女预设需要,关怀变相转为控制。“压榨性关怀”也称相互性缺乏关怀,在夫妻关怀关系中最为常见,主要表现为关怀者在关怀关系中被无情压榨,而被关怀者却被宠坏。比如,在夫妻关怀关系中,妻子总是不断给予对方关怀,丈夫则理所当然地接受,而且妻子必须要加倍付出关怀努力,才能确保丈夫继续承认其关怀行为。

在非自由的关怀关系中,“自由变成招牌,引导变成控制” [7]P41,关怀发生倒错;在压榨性的关怀关系中,关怀变成压榨,关怀双方缺乏相互性;这些病态的关怀关系中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的关怀,甚至还会带来伤害。关怀关系的维系不是绝对的,病理关怀现象也不可能完全杜绝,重要的是探索减少伤害、增进关怀的方法。针对上述病态关怀现象,诺丁斯提出救治的药方可能是“包含关怀意蕴的开明教育” [8]P49。一方面,关怀者要学会以关爱的、合理的形式对被关怀者的无价值需要说“不”,被关怀者要学会理解并且愿意改变自己的不合理需要,这样关怀关系便可以维系。也就是说,当被关怀者的具体需要让位于最大需要,即被关怀的需要时,他的需要最终还是可以被满足的。另一方面,关怀教育要致力于创设鼓励关怀的社会环境,改变当前男性化的社会评价标准,让关怀成为每一个人的伦理取向,使女性能够从私人领域的内圈关怀走向公共领域的外圈关怀。

(三)相遇中的义务感及其唤起

源于相遇的道德现象学分析方法认为,道德交往的经验背景具有普遍性。如马丁·布伯等人指出,他者交往经验中的责任感优先于道德行为。由此看来,道德行为发生的前提是,相遇一方的需要唤起另一方的义务感。诺丁斯发现,几乎在每一个相遇案例中,都可以看到义务感发生的可能性。但是,人们的回应却不大相同,有人接受义务感而达成关怀,也有人拒斥义务感而放弃关怀。圣贤们的生平让我们更全面地看到了萌发义务感和担当义务感的方式,他们对爱、同情和慷慨的极致表达揭示了道德的可能性。诺丁斯认为,我们除了学习圣贤乐于回应他人需要的生活之外,还必须超越圣贤去思考:如何才能构建一个更具同情心并充满喜悦、“使善成为可能”、“使大部分人关怀性回应他人成为可能”的世界?

三、需要的核心问题辨析

关怀理论除了寻求避免伤害外,还致思于厘清和回应需要。[9]P52而当今主导社会理论大都提倡通过保障个人权利来避免伤害,却忽视了对需要的关注。诺丁斯认为,权利产生于需要,但权力并不等于需要,所以关怀理论的出发点应是 “作为需要关怀生命体的人”,而非“作为权利享有者的人” [10]P55。但是,公共领域的核心议题总是权利,而非私人化的需要,加之公私领域的严重割裂,需要更难以得到公众的回应。由此看来,对需要及其回应问题的辨析显得尤为棘手。

(一)需要的分类

诺丁斯将需要划分为“明示的需要”和“推断的需要”两大类。明示的需要经常以需求或愿望的形式由需求者明示出来,与被关怀者的意识或行为息息相关。需求或愿望被承认为需要必须达到四重标准:一是需求或愿望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或强度,二是需求或愿望关涉某种可欲的无害目的,三是需求或愿望在对方的满足能力范围内,四是需求者可以为满足需求做贡献。推断的需要则主要是由关怀者推断出来,与被关怀者的需求或愿望关系甚微。当然,推断的需要有时也可能具备双重来源,既涉及关怀者的外在因素,同时也涉及被关怀者的内在需要,但外在因素更具主导性。

(二)需要的转化

诺丁斯指出,推断的需要和明示的需要在不同层面上发生着互动,要在具体情境中加以区分。诺丁斯以可接受性需要为例,探讨了需要的转化问题。可接受性的培养是母亲必须满足孩子的三大需要之一,在孩子的不同成长阶段,就可接受性需要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在孩提时代,可接受性需要是一种推断的需要,是父母推断出孩子有被社会接受的需要;伴随着孩子的成长,可接受性的标准被孩子所内化,孩子自己明示出被社会接受的需要。推断的需要转化为明示的需要是社会化的主要内容,但是这一转化过程可能会涉及控制或强制。

(三)需要的合法化过程

诺丁斯认为,明示的需要和推断的需要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存在一定差异,但二者都牵涉解读和谈判。理想的家庭有完美的解读和谈判方法:对于基础性的需要,理想的父母总是无条件地满足;对于强烈的愿望,理想的父母会有条件地满足;对于父母推断出的需要,孩子会通过修正进而接受,父母则会对孩子做出的努力表示支持。上述基础性的需要,如孩子对于情感和认可的需要、某种程度的亲情等,是不能被剥夺的,即便这些基本需要只是某些形式的附属感;而强烈的需要,比如附属性的利益,要根据儿童的言行是否达标来判断其满足程度。需要的合法化过程十分复杂,关键是要对需要进行深入的解读和谈判。

(四)有关需要的研究误区

当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理论总是被善意设计以用于满足人的需要,不过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原因是当前社会理论在回应需要方面尚有诸多不完备性,诺丁斯对此提出了批评,并指出有关需要的研究误区主要有四种类型。其一,对基本需要的错误定性。理论家假定基本需要是稳定而同质的,因而没有关注到需要在特定情境中的特殊性,也没有关注到具体的个人。其二,对需要满足方法的错误分析。理论家草率地算计如何以最优化的资源分配满足合理需要,而所谓的最优化状态并不真实,很容易忽略人的困境、需要的满意度等。其三,对需要的错误排序。理论家以层级化的方式对需要进行排序,否认了基本需要和其他需要同时存在的可能性。其四,对需要研究前提的忽略。理论家往往跳过文化影响等前提性问题而去直接分析需要,对文化、技术、历史环境等与需要有着密切关联的问题均缺乏深入研究。

四、自由主义的不完备性

诺丁斯在探讨过现有社会理论有关需要的研究误区之后,重点分析了自由主义的不完备性。诺丁斯认为,除了当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意见之外,自由主义的不完备性还体现在错误的起点,以及在自由、平等诸问题上的两难困境。

(一)当前关于自由主义的批评

诺丁斯对当前关于自由主义的批评进行了总结,指出各种批评意见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由主义的假想公民是一种错误的个人观,没有归属和爱的人是不存在的;二是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人的自主而忽视社群,过于强调个人的消极自由而腐蚀彼此的责任感;三是在善与正当的优先性问题上,自由主义对正当的强调导致程序官僚化;四是自由主义坚信普遍性,把理性视为人的本质;五是自由主义忽视价值观,注重保持多元性却不对选择做出评价。

(二)自由主义的两难困境

诺丁斯明确指出,“理论的基本目标应该是在其指导下制定出能够回应人们不同的局部需要的社会政策”。 [11]P74自由主义将“成熟理性人” [12]P74作为理论起点,但理性对生活的思考过于狭窄,容易忽视人的真实生活和真实需要,故而这是个错误的起点。从人的精神性存在角度来看,作为经验源泉的关系和相遇更适合作为回应人的需要的社会理论起点。

诺丁斯指出,“成熟理性人”的理论起点还导致自由主义在自由、平等诸问题上陷入两难困境,同时也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教育活动。第一,自由主义突出消极自由而忽视积极自由,从而陷入了第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需要积极自由观引导的教育以培养自由公民,另一方面却存在积极自由观背离其自由政治的风险。第二,自由主义将平等理解为同一,从而陷入了第二个两难困境:一方面为了追求平等,盲目地为学生设定同样的标准、提供相同的课程,另一方面却又面临着误入平等歧途的风险。

五、完备自我观的探索

诺丁斯发现,自由主义的不完备性源头在其固守的自我观,因而对“自我观”的思考成为探寻完备的社会政策的起点。诺丁斯在讨论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后现代主义自我观不完备性的基础上,描述了一种聚焦“当下的理想自我”的关系性自我观,并尝试探讨了自主性及其增进方式。

(一)对不完备自我观的分析

诺丁斯指出,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自我观都有各自的不完备之处。自由主义的自我观呈现出“自主、平等、理性和同一” [13]P90等特征,但这些特点在理论上都是不完备的;此外,自由主义的自我观在实践层面同样存在自我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相分离的问题。社群主义的自我观提出,“自我大于理性人,是由时代、文化及生活情景共同塑造的” [14]P92,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由主义自我观的理论缺陷,但无论是泰勒(Taylor)的“关系论自我观”,还是麦金泰尔(MacIntyre)的“角色扮演自我观”,均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自我,依然不能涵盖自我的所有内容。

随后,诺丁斯又从“叙事性”、“同一性”、“多元性”三个视角考察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在自我观问题上的共同倾向,但这些倾向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理论缺陷。第一,强调“叙事性”的自我观容易走极端,一方面易导致传统同化自我,另一方面易导致叙事者同化自我的同伴。第二,强调“同一性”的自我观视同质性为自我最佳状态,易导致差异性的丧失。第三,强调“多元性”的自我观接受“目标、价值及竞争性愿望的多样性”,但却容易导致碎片化的现实状态。

(二)关系性自我观

诺丁斯认为,自我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性自我比作相遇对子。自我的差异性既无法避免、又无法还原,因而对自我概念的探寻极其复杂、困难。为此,诺丁斯在谈论自我的相遇问题时引入了“脚本”概念,指出作为活动实体的人是生物体与自我的结合体,生物体是分析自我的起点,同时又以自我为“脚本”来引导和理解相遇。“脚本”概念的介入避免了关系性自我观走向两个极端,即认为自我具有绝对自由,或是认为自我完全由环境塑造。诺丁斯认为,除了对相遇对子的基础性描述外,我们还需要了解相遇的意义与影响,即对相遇进行苦乐评价、规范性评价、反思性评价。

诺丁斯进一步指出,仅有一系列的相遇对子还不足以充分描述自我,必须仔细区分相遇情景中不同的自我,比如“习惯性自我”、“真实的自我”、“理想的自我”、“当下的自我”等。“习惯性自我”也被称之为“遵从脚本的自我”,是日常文化的产物,在相遇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与“习惯性自我”相比,“真实的自我”往往极少显现,对“真实的自我”的描述也不尽相同,有的称之为“自主的自我”,即自己做自己真正想做之事;也有的称之为“应然的自我”,使其等同于“理想的自我”;还有的称之为“外显的自我”,即表达真实的内在情感与思想。由此可见,对“真实的自我”的界定实际上是含混不清的,对其探寻终究会落入自相矛盾或重复描述的怪圈,因此大可抛弃“真实的自我”这一概念。“理想的自我”关涉道德层面,处在建构与实现的中间状态;而“当下的自我”则处在建构与被建构的中间状态。诺丁斯强调,对自我的描述应重点关注“当下的理想自我”,因为在做出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时,我们总要诉诸于“当下的理想自我”。

(三)与自我相关的其他概念

“自主性”是认识论和实践的根源,“自由意志”与“普遍自由”是哲学家们最感兴趣的话题。诺丁斯指出,当前关于自主性的讨论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悖论,即康德(Kant)的“自由意志说”。康德提出的“超验主体”实际上就是一种本质自由、具有自主意志的自我,但是这里的意志自由指向的是理性的抽象自我,而非经验的个体自我,最终导致了自由意志与真实生活的隔绝、道德与经验自我的隔绝。即便抛开道德自律与个人自主之间的鸿沟不谈,当前关于自主性的探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完备性,如哲学家们致力于捍卫自主却没有查明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自我决定、自我控制。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迈耶斯(Meyers)提出了达到自主的方式:“反思社会化”、“审视自我一致性”、“强化自我中善的特质”[15]P108。

针对迈耶斯提出的三种增进自主性方式,诺丁斯给出了不同见解。首先,反思对于增强自主性贡献巨大。诺丁斯认为,“反思性的相遇对子本身就是自我控制的标志” [16]P108,对自我观的反思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对于增强自主性十分重要,但是,若想通过反思达到自知还必须区分道德自律和个人自主。其次,一致性不适宜作为自主的准绳。诺丁斯认为,一致性不能体现自主的本质特征,一致性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自主性的提升,追求一致性的收获远远少于我们从不一致的矛盾中学到的东西。最后,强化自我特质对于增强自主性的作用有待检视。单从自我了解和自我评价的角度来看,强化自我特质对于增强自主性的作用无可厚非。但是,从关系性自我的角度来看,对自我的评价还涉及他人,仅从强化自我特质出发将无法达成评价。

经过一番细致考察,诺丁斯发现,对于关系性自我概念的探讨还有诸多问题有待解决。在教育过程中,作为父母或教师,应该将教育重心从提高孩子的自主性转向帮助孩子反思或评价相遇经历、帮助孩子认识或理解自我行为、帮助孩子学会做决定、帮助孩子学会关怀和避免伤害等等。

六、评价与启示

诺丁斯认为,“关怀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不可以被视为可有可无的”,[17]P10因为被关怀的需要无处不在。诺丁斯通过现象学描述和病理学思考的方式对关怀理论进行了正面探索和反面剖析,在关怀理论研究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首先,诺丁斯将关怀的核心聚焦于回应需要、避免伤害、反思相遇,对于引导人们如何体验关怀、如何更好地关怀他人具有理论指导价值。其次,诺丁斯对自由主义等社会理论的不完备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尝试将关怀理论定位于引导人们道德生活、指导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始于家庭的关怀理论首次被外推到社会领域。再次,诺丁斯对病态关怀的反思、对需要合法化的探究、对自主性的考察等,对于指导关怀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当然,诺丁斯的关怀论理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方面,诺丁斯对关怀理论的描述仍然存在不彻底性。诺丁斯在探讨关怀理论的过程中,曾提出许多重要议题,比如,人们为什么不回应别人的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更有利于人们关怀性地回应他人?人们如何避免可能假关怀之名而导致的伤害?人们如何在复杂的相遇关系中区分“真实的自我”及“真实的需要”?但诺丁斯并没有对上述议题进行深入分析,也从未真正解决上述理论难题。另一方面,由于诺丁斯关怀理论的不彻底性,间接导致了关怀理论在指导关怀教育方面的局限性。

虽然诺丁斯的关怀理论及其对关怀教育的指导较为有限,但是诺丁斯关怀理论对当前道德教育的启示意义还是十分值得肯定的。第一,诺丁斯提出了“学会被关怀是道德教育的第一步”的教育理念,为改善当前道德教育实效性不佳的现状提供了可能性理论分析。第二,诺丁斯对“非自由关怀”进行了病理学思考,为建立和维系健康的亲子关怀关系提出了合理建议,即父母不要干预孩子的自由,也不要预设孩子的自由。第三,诺丁斯对理想家庭的完美解读和谈判方法进行了分析,为指导父母合理满足孩子需要提供了具体的教育实践指导。第四,诺丁斯探讨了关系性自我概念,为父母或教师如何培养具有关怀素养的孩子提供了可行性教育对策。 

参考文献:

[1]-[17](美)内尔·诺丁斯.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M].侯晶晶,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王迎迎,女,河南焦作人;讲师,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先后参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科协重大调研课题等省部级课题5项;参编著作4部;在《道德与文明》、《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教育研究》、《中国教育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