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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悦读】王治田:读《国史大纲》有感

来源:艺术与传播学院   作者:王治田   编辑:陈丝丝   日期:2015/3/11   点击数:18311  

 

最早听到“钱穆”这个名字,是在高中时候。当时在一家新华书店中翻《金庸散文集》,读到了《历史、家国与中国人的生活情调 ——金庸访钱穆伉俪》一文,里面见到钱先生说: “我们讲历史,要讲史实,史实又分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第一层次就是讲人物、故事,第二层次就是讲政治、经济等等。”讲历史而重史实、故事,这令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耳目一新。当时就把这个名字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

到了大学以后,因为读书的视野更加开阔了,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学习,我对钱穆先生及其学术背景有了更多的了解。大三那年,便自己买了一套《国史大纲》,从头到尾地读了一遍,感受颇深。一是钱先生既饱含热情,又不乏理性的文字;二是钱先生文化本位的史学观;三是其时时贯通哲史、同时又俯瞰中西的宏观的学术视野。

翻开《国史大纲》,读者首先会注意到的,便是书前的那几句刊首语了。钱穆先生的意思,总结起来,便是:凡是具有基本知识的中国人,应该对本国的历史有所了解,这种了解应该是含着一种“温情与敬意”的;反过来说,我们如果要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产生温情与敬意,则首先也应该对本国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因为只有了解得越贴切,才能爱得越深。——唯有对本国的历史具有此知识上的了解和感情上的亲近,方能抛开那种历史虚无主义和庸俗的进化论,从而自觉地担起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有所进步。可以说,钱先生的历史教育,是合历史知识与历史情感的教育为一体的。

《国史大纲》一书,创作于抗战的烽火之中,这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最为深重的时刻。同时,由于受过近代启蒙思潮的洗礼,知识界普遍蔓延的是厚今薄古、崇西抑中的风气。钱先生在本书的引论中,首先对当时的学术思潮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简单来说,当时的历史学界主要盛行三种思潮:第一种是“传统派”,这一派主要是秉承的乾嘉学派的衣钵,重考证、训诂以及基本文献资料的校勘与整理,这一派虽然传统学问的基础雄厚,但是却耽于一种琐碎的历史文献的辨订。第二种是所谓“革新派”,又被称作“宣传派”,这一派把历史完全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比如梁启超先生的“新史学”,把中国历史完全归为黑暗、专制,把二十四史称为帝王将相的家谱,实际上是为了迎合自己政治斗争的需要。再如近代以来极“左”的历史观,把历史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这样的观点可以作为基于一时政治形势的需要,然而是否符合事实呢?值得商榷。第三种是“科学派”,也就是胡适所倡导的“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实际上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史学观。这一派又出来两个分支,一个是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或曰疑古派,也就是认为中国上古的历史全是不可信的,都是出于后人的杜撰,是“层累地构成的”,比如三皇五帝,伏羲女娲,这些神话中的历史,都值得考量。当然,从今天的考古资料来发现,上古的传说并非完全没有根据,这是另外的问题了。还有一个支派就是傅斯年的科学的考证说。他的名言便是:“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他的研究方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出土的史料。认为一切上古的历史,只有被出土的文物来证实,才能作数,否则都是靠不住的。当然,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因为传世的文献记载经过一代代学者的整理和鉴别,其中未尝没有值得信任的地方。如果只靠出土的那点死材料,我们的历史便无从组织得起了。

钱穆在批判了上述的这些史学派别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史学观点,便是要把基本文献的考订和材料的辨别,与历史规律的梳理和史观的建立结合起来。钱穆先生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通过繁琐而翔实的考订,将战国时期的学术史加以疏通,收到顾颉刚的赞赏而被邀请到燕京大学任教。其后来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更是通过传统的年谱编纂方式,厘清了今古文经学史上的重大问题。这些都可以看出,钱穆具有扎实、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然而他却不满足于简单的资料整理与疏通,而是把这样的工作和历史问题的发现、历史规律的探寻以及历史观的树立结合了起来。这样便形成了钱穆史学重通史和重通识的特色。《国史大纲》正是这样的一部代表作品。

《国史大纲》脱胎于钱穆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课堂讲稿,而后几经修订。他在做这部书的时候,时时强调着中国历史的个性与特色,从而找到中国文化的优势(钱穆谓之“生原”)与病根(钱穆谓之“病原”)之所在,“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参考”。用他的话来说,历史书写并不是简单的材料的堆积,而是要有自己的个性。比如说给一个文学家和一个体育家写作传记,其侧重点便各有不同。因此,钱先生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的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历史发展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个性。简单说来,西方的历史上,科学与宗教是其主题,并侧重“力”的扩张;而中国文明的发展则以道德和情感为主题,注重内向的融合。他认为中国历史自秦而下,其进步之处在于经济地域之逐次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和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中国历史之发展,未尝没有其“病原”,厥维有三:一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隔绝,二是社会的散漫无组织,三是科举制度引导大家都走向仕途,导致政府机构的臃肿和思想的僵化。钱穆认为,针对这些弊病,传统的知识分子未尝没有想过自救,最为代表性的便是宋代理学的兴起,一方面从事于民间的自治与教化,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对君主的约束和政治的清明。然而因为宋末蒙元的入侵,中国文明“自救”的道路被打断了。等到明代建立,则进而废除宰相,施行八股,清室更是因为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猜忌,而加大了专制,因此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基因遭到了扼杀,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

钱穆通过这样的分析,认为自“辛亥革命”以后,清王室被推翻,中国近代最大的专制之病原已经被除去。然而由于不断的军阀混战和外来侵略,中国的社会组织及民众开化,尚未处于草创蒙昧之中。要想医治这些“病原”,仅仅靠搬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是行不通的,只有靠发掘中国文化自身能够“自救”的一些根源,加以发扬光大,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钱穆的这部书,并不仅仅是一部史学著作,而且也是在为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寻求自救之路。与深受西方思想浸润的新思想家,如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不同的是,新派学者们更多是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救国良方,而钱穆等“新儒家”一派,则更强调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求自救的根源。因此,我们在读《国史大纲》时,更多地发现他是在讲中国文化好的一方面——这并不是“讳疾忌医”,而是想寻求立足于中国文化自身的自救之路。在这一点上,“新儒家”一派的思想家与倡导新文化的启蒙思想家可谓是殊途同归。

然而,作为一名学者,钱穆的这种历史书写并不仅仅是出自中国文化情感上的认同,而是基于严谨的学术探究和理性思考,这也是《国史大纲》一书能够经得住时代考验的原因之一。多年以后,教育家蒋梦麟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见到钱穆,曾问道:“你写《国史大纲》怎么总是挑中国历史上好的一面来讲?”钱穆反问:“所谓的好的一面是不是讲错了?”(见金庸对钱穆的专访,收在《金庸散文集》)钱穆之所以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地回答蒋梦麟的质问,是因为这部书具有坚实的史实和论证的支撑。在今天,中国早已摆脱了贫弱,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似乎不再有那么强的“救亡”动机,来迫使我们去单方面强调传统文化的优越之处。但是今天的读者在读到这本书时,依然会觉得十分亲切,并不觉得过时。我想,一方面是因为被钱穆先生浓厚的民族热情所打动,而另一方面,也会为书中精彩透辟的分析与历史叙述所吸引。钱穆先生独特的视角,也能够为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国的历史,打开一扇窗户。比如其论述孔子的思想,认为其是融合了殷商的巫史文化与周代的礼乐文化为一体,而创造出极具创造性、包容性的儒家学说。再如其对宋代新思想的产生,特别提到了王安石的贡献,并认为宋儒的思想在于“事功”与“义理”的结合,都与后来的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的论断不谋而合。再如其批判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认为北宋财政的症结在于消耗太多,而王安石却不从“节流”上着手,反而更多着重于“开源”,于是新法成了扰民之法,蒙上了“为朝廷敛财”的恶名。这些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都不乏启发意义。另外,因为这部书本来是作为大学讲稿之用,用浅白的文言来书写,力求做到深入浅出,正可作为今天人了解中国历史的通识读物。钱穆先生一生致力于“为故国招魂”,最为敬服的便是宋儒朱熹。张载所唱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可作为他一生为学、为师、为人的写照。今天,我们依然能在他的著作中,感受到先生独特而恒久的人格魅力。



作者简介:

王治田,山西阳泉人,艺术与传播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2012级研究生。生性疏荡,不喜拘牵。好为词章,亦不废义理之学。每喜沉湎中外经典,仿若与古圣贤哲晤言接谈。偶有心会,未尝不喜形于色。读书颇杂,惟主性情,然终以夫子之道为易简而高明,切实可行。《中庸》所谓“君子之道费而隐”者,良不诬也!生于三晋,太行之巍峨赋我以刚直;学于巴蜀,涪岷之幽婉润我以清泠。而以书终死物,心非稿灰,尤乐广交好友,诗酒相耽。曾子云:“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其谁云不然?